看望、道喜的乡亲。夜晚，安顿好亲戚睡下，我就和母亲围坐在麻油灯下吐露心肠。这个假期，我除了看望亲友外，大多是陪母亲度过的。她对我十分依恋，不愿我离开。其间，我还到县城看望了同学、亲友，并看望了姜炳荣、石英杰的父母，还有周庆云一家。他们听说我军校毕业后要上前线，都劝我留在县里工作，这样既能照顾家，大家互相也有个照应。这时正好碰上王培英从开封回来，他在开封成立了保安团，需要人手，到县里招人。他就对我说："我那里正需要懂军事的人，你不要走了，跟我去开封，帮我训练部队吧。"我说："不行。我最好的朋友正在武汉等我，我们要一起去上海，打日本。等打完仗，如果情况允许，我再来跟你一起干。"在家的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假期就到了。想到马上就要奔赴前线，这一去真是生死难料，我不知还能不能再见到母亲，心情十分沉重。离家前的晚上，四爷、大哥都来给我送行，我们依依不舍，彻夜未眠。这时母亲得了肺炎，已经很重，每天晚上咳嗽得很厉害，只能睡几个小时。在昏暗的油灯下，我看到她满面愁容，内心非常痛苦。她几次yù言又止，好像有话要对我说，直到天快亮了，她才流着泪说："民顺呀，我已经近六十岁了，年老多病，又只有你一个儿子。你父亲走得早，我和四爷含辛茹苦将你养大chéng rén。现在你要上前线打日本，我不反对，但你看看家里的实际情况，能不能晚一点去，先在家乡找个工作。听四爷说王培英在开封成立了保安团，需要人手，正在县里招人，你就先到他那里帮助训练部队，以后再去打日本也不晚呀。你也二十多岁了，该成个家了，成了家再走，我也好有个照应，还可以了却我一个心愿。"四爷和大哥都说好。听着母亲的话，我的心里也在流泪，也想留下来，在她膝下尽一尽孝。但我又想到阮庆还在武汉等我，我们毕业时坚决要求到前线去，如果现在留在家乡，日后有何面目再见同学、师长。再说国难当头，我作为一个堂堂七尺男儿，平时高喊抗日救亡，富国强民，现在日本人打到家门口了，怎么能临阵退缩，当孬种呢？这样做又怎么能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军校呢？更是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啊！不过，我也知道，我是家里的独子，母亲年近六十，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对母亲来讲肯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自古忠孝难两全，我只能将眼泪往心里流，强作欢颜，宽慰母亲。天亮以后，忍痛告别老母，奔赴前线。

    现在回想起来，我更是从内心深处感谢阮庆，正是由于他的关心和支持，才坚定了我今后走上革命道路。如果不是他坚持和我一同奔赴抗日前线，我个人就有可能参加河南保安团。王培英当时是保安团副团长，要我到他那里工作。他当时的确需要人手，同样也是抗日工作，如果我心一软，或许就会留在保安团当个连、排长，这样做既能报国，又能尽孝。但一想到阮庆正在武昌期待着同我共赴前线杀敌，就更坚定了我的决心。也正是因为有了同阮庆在淞沪战场上的浴血奋战，令我亲身体会到guó mín dǎng、蒋介石领导抗战的无能；在武汉师管区的短暂经历，更令我对guó mín dǎng的腐败深恶痛绝，这一切都更加坚定了我们投奔延安的决心。

    10月初，我从家乡赶到武汉和阮庆会合后，就坐轮船向上海驶去。江面上，日军的飞机不时地临空扑来，向轮船、汽艇、木船投zhà弹。我们乘坐的"鸿昌号"轮船，险中有幸，躲过劫难。轮船在南京靠岸后，不敢再向上海行驶了。我们只好到八十七师驻南京办事处报到。办事处告诉我们，师部驻上海江湾叶家花园，部队正在鏖战。抗日心切，我们两人当夜改乘火车，向上海进发。在火车上，我们遇到不少到前线去的军官，有连、营、团的干部，其中有不少是八十七师的军官。他们听说我们是到前线报到的军校毕业生，大部分人都赞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