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去追求和获得的。一个社会的延续和稳定，一个政权的统治和维持，一种宗法等级制度的有效运行都必然需要经济基础，这也是儒家所不得不面对和正视的问题，因此，儒家在提出现实的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策略时，仍把“生财”作为它的一系列思想和主张在现实中得以实施的基本前提。

    儒家的崇本逐末的生产观有三方面的含义：其一，以民为本，不与民争利。儒家始终把“养民、富民”看做社会经济生活和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而不是把“民”看做是追求财富增长和价值增值的手段，这种民本主义思想反映了古代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的观念特征。自然经济的基本经济目标就在于实现生产者的自给自足，即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而非为了价值增值。因此，儒家考虑社会经济问题时，把满足人的衣食生活需要作为基本前提和目标，这就是养民与富民。养民，是使百姓有赖以生养的基本条件。春秋邾文公说“天生民而树之君”“命在养民”(《左传·文公十三年》)，把养民看做是上天赋予国君的使民。孔子称赞郑国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中之一就是“其养民也惠”。孟子主张实行“王道”，认为使民“养生丧死无憾”是“王道之始”，强调“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他还提出“恒产”概念，说：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荀子也认为“王天下”的人要“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兼制天下”；“圣君贤相”的责任在于“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馁之患”(《荀子·富国》)。

    同孟子一样，荀子也主张每家有“五亩宅，百亩田”(《荀子·大略》)，还指出“王者之法，等赋(分等征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把养民定为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

    《周礼·司德上》提出六条养民政策：“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赈)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养民可以说是经济活动的最初目标，紧接着是富民。儒家与法家不同，法家主张富国，强调“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国”(《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而儒家强调富民，民为国本，民富才能国富，所谓“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荀子·富国》)，“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同上)。正因为如此，当两者有所冲突时，儒家抨击一切困民、病民的苛政。儒家认为，民为国本，富民为先的思想，乃是制定生产政策、赋役政策等社会经济政策的一条基本思想原则。孔子到卫国，看到卫国人口众多，他的学生冉有问他卫国下一步的施政目标应该是什么？孔子曰“富之”。冉有又问富了以后又怎么办？“教之”。这个被后儒概括的“富而后教”的思想也是统治者一直宣扬的原则。孟子的“仁政”之一也是富民。孟子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荀子以富国为治国目标，其富国即富民。“不富无以养民情……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荀子·大略》)还说：“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荀子·王制》)清初唐甄认同荀子主张，坚持以富民为基础的富国，他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

    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潜书·存言》)

    富民之论，不但为孔子经济学说之基础，亦为儒家主张之一大特点。富民的途径有二条，一为促进生产，二为节制用财。一为天道，一为人道。所谓尊天道，就是遵循自然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