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害的。当时为了证实我这个想法，我们三个工友在一起合计了这个问题，并想弄清这些被害者是从哪儿抓来的。一位姓刘的工友去问日本人昭井。昭井把眼睛一瞪就给姓刘的工友两个耳光。我们想，西村让我们焚烧尸体，他一定会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就又去问他。最初他不告诉我们，后来他说‘是从宪兵队送来的’。我们又问他是活的还是死的?他说‘迷迷糊糊的’。第二天，我们听一个住在解剖室楼上的中国教员说：‘昨天晚上睡觉时，听到解剖室有惨叫声。’这就更证实了我们的猜测。在1941年冬到1942年春仅几个月的时间就杀害了我爱国同胞十七八名，最多一次达八名。这是我看到的，我没有看到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当时的情景是很悲惨的。”在日军各野战医院，拿中国被俘人员做活人解剖实验也是常事。原日本陆军第117师团野战医院军医中佐野田实，就曾亲自参加过活人解剖实验。他在《太行山麓解剖中国活人自白》一文中详细地记述了当年在河南焦作解剖活人的经过。现节录如下：1945年4月的一天，院长军医少佐丹保司平找我，说明天要搞“军医教育”，按照去年10月郑州12军司令部举办的“教育”样子搞。还说宪兵分队答应并弄来活人做试验。

    接受任务后，我便拟订行动计划jiāo给院长，并着手准备。第二天下午，宪兵带一个中国人到手术室来，这是一个约摸二十五六岁，看上去很健康，穿着黑衣服的淳朴的中国农民。这时我忽然想到，他就要在这里被杀掉。过一会儿，我示意水谷给他做全身麻醉，又对宪兵说：“给他讲，要检查身体，躺在这手术台上。”那人看来不懂宪兵的话，满脸讶异的神色。宪兵把他推近手术台，我指着手术台，焦急地用中国话说：“睡觉吧，睡觉吧！”宪兵把那人按倒在手术台上，我们六人分别按住他的手、脚、肩膀、头部和腰。水谷迅速将浸了麻yào的纱布往口、鼻上盖。那人猛力挣扎，大家拼命按住，弄得手术台嗄啦晃动，我两手抱住他的头，他脸上露出可怕的怒火，咬紧牙齿屏住呼吸，左右摇头想甩掉盖在嘴上的纱布，为了让麻yào很快生效，我用两个拇指用力按他的两颊使他的嘴张开，把纱布塞进去后，他呼吸立即短促了。我向发呆的水谷喊道：“加麻yào！”他慌慌张张地拔开瓶塞往纱布上倒。挥发的麻yào气味冲进我的鼻孔后，感到全身无力，我才意识到yào量过大了，便让改用乙醚，叫卫生兵把那人两脚绑在手术台上。进入深度麻醉后，我让森下卫生军曹负责麻醉，让水谷洗手准备手术，卫生兵搬来手术器械，卫生兵帮我把那人脚上的绳解开，脱掉身上的衣服。我见他后背有几条似乎经过严刑拷打的青紫色的伤痕，我无动于衷又把他两脚捆上。

    军医各就各位后，这时我眼前浮现出去年在郑州12军直辖后勤医院，对一位抗日战士进行解剖活人的情景，我紧张地屏住呼吸，和20几名实习军医一同站着，从北平第1陆军医院派来的教官长盐军医中佐向领导这次“教育”的12军军医部长川岛清军医大佐报告之后，新田和水谷用一块苫单盖住那人，“教育”就开始了。

    最初将右下腹切开10厘米，搞形式的盲肠手术。摘出的阑尾细得像蚯蚓；完全是健康无异状的。接着从剑突到脐下在腹部正中切开30厘米，之后检查内脏，剥开大网膜找胃，拉开肠子看到肝脏里边露出的蓝黑色胆囊。活人内脏的血腥气、粪便气味冲进我的鼻孔，对此我只感到愉快。它使我回忆起在河北省保定时宪兵队藤木大尉说过的：“活人的肝可以治百病，可总没有弄到手。”查完内脏，拉平腹膜缝合，我从苫单下边拉出那人的手查脉搏，脉稍弱，但无大变化。这回两人一组，分两组同时在活人身上做截肢右臂、左大腿的手术。洗完手在右臂、左腿根部系上止血带，走走形式做了皮肤消dú。我在左股下1/3处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