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那时候叫我的名字，我都怀疑我是不是答应了。不过，在我的名字被点了6次或8次之后，我回过神来，答了一声“到！”当我走上陪审席的时候，犯人开始骚动起来，向他的辩护律师招手示意。犯人反对我的意愿是如此的明显，引起了一阵暂停，在这期间，辩护律师靠在被告席旁，和他的客户耳语一番，并且摇着头。随后我从那位绅士那里得知了犯人所说的话，这些话实在令人惊奇：“反对那个人做陪审员！”但是由于他提不出任何理由，并且也承认直到我的名字被提起之前他从未听说过我，所以，他的反对也就无效了。

    基于已经解释过的理由，我避免想起那令人生厌的c不受欢迎的谋杀者，而且由于他的详细审判情况对于我的讲述而言是可有可无的，所以，在陪审团成员聚集在一起的10天10夜中，我尽量约束自己不去提起这些与我自身经历直接有关的事情。

    我被选为陪审团主席。案件审理的第二天早晨，在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举证之后，我无意间看了一眼其他陪审团成员，我发现很难数清他们有多少人。我数了好几次，还是数不清楚。简而言之，我总是多数出一个来。

    我碰了碰坐在我隔壁的陪审员，低声对他说：“帮我数一下我们有多少人。”他对我这个要求感到很奇怪，但还是转过头去数人了。“为什么，”他突然说，“我们有13——，不，那不可能。不。我们只有12个人。”

    根据我的计算，我们那天仔细数的时候，人数都是对的。但是粗略地看起来时，我们就总是多一个人。没有人出现，也没有其他人来解释这个现象，但是我有预感有人确实来了。

    陪审团下榻在伦敦宾馆。我们睡的是一个大房间里的单人床，我们发誓一直都与保护我们安全的警官在一起。我没有理由隐瞒那位警官的真实姓名。他很聪明，非常有礼貌，而且负责任，在这座城市受到尊敬。他的名字是哈克先生。

    当晚上我们睡在床上的时候，哈克先生的床铺就靠近房间门口。第二天晚上，上床睡觉之前，我看见哈克先生坐在他的床上，便走过去坐在他身边，递给他一小撮鼻烟。当接过鼻烟时，哈克先生的手碰到了我的手，一阵奇怪的颤抖流过他全身，他说：“这是谁？”

    顺着哈克先生的目光，在房间的那一端，我又一次看到了我曾经见过的那个人——皮卡迪利大街上两个男人中的后面那一个人。我站起身来，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停住了，回过身来看着哈克先生。他显得非常冷淡，并以很高兴的口吻说：“一时间，我以为我们有13个人，不过我看那只是月亮的影子。”

    我没有对哈克先生说什么，而是邀请他和我一起走到房间的尽头，我要看看那个人在做什么。他在另外11个陪审团成员的身边靠近枕头的地方都站了一会儿，他总是站在床的右手边，并且从另一张床的后端经过。从他头部的动作看起来，他正焦急地看着每一张睡眠中的脸庞。他并没有注意到我，或是我的床铺，我是离哈克先生最近的。他似乎要从月光照进来的那个高大的窗口踩着空中悬梯走出去。

    第二天早饭的时候，看起来每个人昨天夜里都梦到了那个被谋杀的人，除了我和哈克先生。

    我现在可以确定，皮卡迪利大街上走在后面的那个人就是被谋杀的那个人了（可以这么说），仿佛他直接向我证明了这一点。

    审判的第五天，当案件临近尾声时，受害者的一个小塑像被作为证据提交到法庭上。在案发现场，警察并没有在他的卧室中看到过这个东西。后来有人在一个隐秘的地方发现了它，那人还看见凶手正在那里挖坑。经由证人确认之后，它被送到法官席上，随后传至陪审团以供检视。当一位穿着黑色长袍的警官拿着它从我身边经过时，皮卡迪利大街上的第二个男人从人群中一跃而出，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