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官手中夺过塑像递到我手中，同时用低沉而空洞的声音说：“我那时候还很年轻，我的脸也没有被抽干血。”这一幕同样发生在我将塑像传递给其他陪审员的时候，以及陪审员之间传递这个塑像的时候，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人觉察到这一点。在所有的陪审员传阅一遍之后，塑像又回到了我手中。

    在餐桌边，当然了，我们都处于哈克先生的保护之下，我们对今天的审判过程好好地讨论了一番。第五天，案件审判结束了。面对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我们的讨论既热烈又认真。陪审员中有一名教会成员——我所见过的最愚蠢的蠢蛋——他对最明摆着的证据提出了最荒谬的反对意见，他还得到了两个优柔寡断的教区寄生虫的支持，这3个来自一个地区的陪审员狂热地认为，他们要对500名杀人犯实行他们自己的审判。当这些头脑错乱的人大声宣扬他们的观点的时候，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准备睡觉了。这时，我又看到了那个被谋杀的人。他忧愁地站立在他们身后，向我招着手。当我向他们走过去并加入他们的谈话时，他突然不见了。这只是他在我们那个长长的房间里面频繁现身的开始。无论什么时候陪审员聚集在一起时，我都能在他们中间看到那个被谋杀的人。当他们的言语不利于他的时候，他就会严肃而又不能抑制地向我招手。

    我注意到，在那个小塑像出现在第五天的法庭上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在法庭上看到它出现过。现在那个人就出现在法庭上，只是他再也不对我说话了，而是冲着正在发言的人讲话，例如被谋杀的人的喉咙被直直地切断了。在公开辩论的时候，有人暗示受害人的喉咙可能是他自己割断的。就在这时，那个人——他的喉咙就像被提及的那样（这里不得不提前隐去）——紧紧地站在发言人的身边，一次又一次地划过自己的气管，一会是右手，一会又换成左手，他强烈地向发言人暗示自己用任何一只手都不可能造成那样一个伤口。再比如，一位证人——一位妇女——说犯人是最和蔼可亲的人。在那一刻，那个人站在她面前的地板上，直直地看着她的脸，伸手指着犯人那张邪恶的面容。

    让我印象最深的第三个变化也是所有变化中最显著c最令人震惊的。我没有将它理论化；我只是很精确地描述它，然后将它放在那里。尽管那人的出现并没有被那些他对着讲话的人察觉，但是他靠近这些人时我总能发现他们在颤抖或心神不安。对我来说，这些迹象似乎是可以预防的，但依据法律，我没有向其他人揭示这一点的责任，而且他仿佛能够无形c无声地并且暗暗地遮蔽他们的思想。当首席辩护律师暗示案件为自杀时，那人站在这位学识丰富的绅士旁边，令人可怕地锯开了自己已经受伤的喉咙，不可否认的是，辩护律师这时候突然支支吾吾起来，大约几秒钟的时间里都无法继续他的发言，他用手帕擦着前额的汗水，脸色变得异常苍白。当那位证人面对被害者的时候，她的眼神直直地跟着他手指所指的方向，非常犹豫地看着犯人的脸。

    另外两个例子更具说服力。在审判的第八天，我和其他陪审员在法官返回之前一小会儿回到了法庭。那人站在陪审席上看着我，我一直以为他已不在那儿，直到我无意间将目光转向走廊时才看见他向前弯着腰靠在一位非常端庄的夫人身上，好像无论法官是否回来，他都要确保自己为人所信服一样。突然，那位夫人大叫了一声，晕了过去，随后被人抬了出去。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主持审判的那位令人尊敬的c有远见的c耐心的法官身上。当案件结束时，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并收拾好文件。这时，被谋杀的人从门外中走进来，走到法官席前，非常急切地看着法官手中的文件。法官转过身来，脸上的神情发生了变化，他的手停在空中，紧接着，我非常熟悉的一阵颤抖流过他的全身，他结结巴巴地说：“请原谅，先生们，混浊的空气让我感觉不太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