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重新回到1976年9月里的那天上午，冯建军和彭嫦娥从为他

    老人家逝世开的追悼会上走出来，两人在灰色的街上走着，彭嫦娥忽然就折过头对他说：“师傅，贺厂长哭得好伤心啊。我看他是真哭。”

    “他是厂长，当然了。”冯建军说，“厂长不哭哪个哭？”

    “你爱吗？”彭嫦娥非常天真地看着他。

    “哪个都爱。”冯建军回答，“是太阳，我们是葵花。”

    那时候有首这样的歌：“啊，您是灿烂的太阳，我们像葵花”就这么回事。冯建军那时候严格地说还不能算，“葵花”，葵花是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子女，冯建军是反革命分子的养子，是属于“葵花”范畴外的。还好，他只是反革命的养子，若他是反革命的亲生儿子，那么，他至少也是属于被监视的对象。谢天谢地！用长沙话说就是“搭帮他不是江笑月和冯清明的亲生儿子”！两人继续在大街上走着，那天的太阳白白的，不是平常那种金黄色，涂在墙上色彩暗淡。1976年的长沙大街两旁，没有一栋房子超过五层楼，也没有一栋房子

    称得上漂亮，都是一色的灰色（水泥本色）。太阳使这种街的颜色更加惨淡凄凉。哀乐从这个街头c那个巷口飞出来，在灰暗且阴郁的街上飘来飘去。“我们去看电影？”冯建军斜睨着她，以毋庸置疑的师傅口吻说，“师傅心里很烦，陪师傅看电影去？”

    彭嫦娥瞥他一眼，“今天电影院会放电影吗？”她说，“不是说停止了一切娱乐活动？今天长沙市统一为逝世开追悼会”

    “看看就知道了。”他说，“也许上午开追悼会，下午放电影。”

    那时候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既没有卡拉一k厅让你去坐，也没有舞会让你去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电影院是惟一娱乐的场所，虽然并没什么好看的电影让你看后难忘。两人走到了文化电影院门前，一看，果然像冯建军说的，上午开追悼会，晚上看电影。关于那天的电影，冯建军一辈子都记得，那部电影名叫《铁道卫士》，描写一个公安人员，如何识破了敌人的阴谋诡计，与敌人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最后将可恶的敌人击败了。这部电影让他记得有两个原因，一是那天下午他去购票时，他头上戴的军帽不翼而飞了；另外那天晚上他由青年一步跨进了成年男人的行列。这并不是说他一下就长大了二十岁，而是说他干了成年男人才干的事。他把童男之身交给了彭嫦娥，反过来她也把童贞交给了他。这是一种对等的交换，是一对少男少女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虽然在那个时代，大家都在回避这种事情，甚至在医药书上也在回避。例如，把改名为男性的下身，最多也是说男性生殖器，而不敢用“”这个学名。似乎女性一着见这个名字，就会有下流的联想似的。反过来，对女性的生殖器也说得羞羞答答，好像男人一看见“”这两个字，就会有肮脏的想象似的。为了使这一代人的思想更纯洁更革命，生物课都被取消了，凡是有爱情内容的书一律被视为“黄书”。仿佛这一代人可以不要恋爱，而只需要著作来武装头脑一样。“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至少在长沙市的年轻人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某解放军战士回来结婚，新婚的那天晚上，当客人们走尽，新娘睡在床上等着他睡觉时，这位解放军新郎却打开了著作，学习了半个小时著作后，才跟新娘干那事。这个故事是不是真实的，不得而知，但它一点也不可笑。你看，这位解放军多么热爱，新婚之夜他都先要学习著作，找到了力量，再同新娘睡觉。当然也可以不这样理解。但是这个故事却让人心里暗笑。因为这个解放军战士马上要进行的事情，是与思想完全不相干的。可没有在他的著作里指引我们如何度过新婚之夜。我们可以想象这位解放军战士是多么如饥似渴地学习著作，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