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所总结的：“明朝的垮台一部分是因为它没有继续运转的资金”（Atwell1986：229）。但是，甚至清初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1647年南方沿海的广东总督给皇帝的奏折）：“贸易（实际上）接近停顿。……因此，很显然，澳门来人做生意，广东就繁华；木来人，广东就遭殃”（意译），因为葡萄牙人没把白银带来（转引自Atwell1986：233）。马尼拉一澳门之间的白银贸易在17世纪30年代为43吨，但是在1640年葡萄牙推翻了西班牙统治后，葡萄牙商人不再与西属马尼拉做生意（Atwell1982：87），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们下面要分析的对白银短缺的一种反应。1636年到1640年，对向马尼拉出口白银所征收的税额减少了一半多；从那时起，从中国开往马尼拉的船舶数量在1641－1645年从123艘减至83艘，在1646－1650年减至58艘，在1556－1660年只有25艘（Adshead1988：209）。

    短期的白银短缺和通货危机不一定就与戈德斯通（1991a）对17世纪40年代中国、英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长期结构一人口和财政一政治危机解释不能协调。相反，白银短缺危机也可能对上述国家、或许还有世界其他地区的变动产生类似的消极影响。有意思的是，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就注意到这个时期世界白银市场供给的变化：

    到1630年与1640年之间或在1636年左右，美洲矿山的发现所招致的银价低落似乎已告完成，而且与谷价比较，银价似乎到了从未有过的低点。到了现在这个世纪（18世纪）（当白银生产重新增加时）银价多少趋于上升，这上升的趋势或许在上个世纪末以前即已开始。（Smith1937：192）也就是说，亚当·斯密也注意到，当白银供给的增长快于其他商品供给、尤其是小麦（当时称作“谷物”）供给的增长时首先会引起其他物价的上涨。但是，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显然由于白银供给的衰退，这种通货膨胀出现了一个停顿，在该世纪中期之后才又卷土重来。

    白银（和黄金？）的短缺似乎在俄国也有反响。俄国沙皇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下令禁止金银出口，甚至禁止金银币的出口。但是，在17世纪中期，这种禁令特别频繁，而且纳税也必须jiāo纳金银。17世纪60年代，卢布的含银量在此前二十多年间已经下降了，为了增加贵金属的供给，政府鼓励外国人携带货币到俄国，但是强行压低外国货币与俄国卢布兑换的比价。

    达林（199）对奥斯曼帝国在17世纪衰落的神话提出异议，建议使用“更中xìng的术语‘分散化’（和）‘坚实化”’。戈德斯通把奥斯曼的危机称作财政危机，但否认这种危机与贸易有关，与外界的货币供给就更无关了，他偶尔才提到这种货币供给的衰退。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自1580年起由于西班牙的低廉白银和波斯钱币的强劲竞争，奥斯曼铸币被逐出商业流通领域。奥斯曼人用西班牙白银和波斯钱币维持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在1640年以后他们自己的铸币就完全停止使用了。财政危机成为17世纪的一种常态。某些城乡经济活动陷于停滞乃至衰退（Pamuk1994），但正如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的，有些活动转移到安纳托利亚的其他地方，并没有发生普遍的经济衰退。人们很难分清在这些“国内”事件中何者为因，何者为果，但无论何种事件，都肯定是白银输入缩减、尤其是17世纪30年代的白银输人缩减的结果。

    但是，戈德斯通（1991a：367，78－79）还对把白银与奥斯曼危机和1640年的英国革命联系起来的说法提出异议，而且还否认贸易是一个重要因素。他把英国革命归因于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政府的财政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