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因素是精英集团成员之间的阶级内部冲突——精英集团几乎都卷入商业活动（Goldstone1991a：80－81）。但是，与其他地区一样，英国政府在1640年也找不到足够的钱来供养军队。在这场“革命”之后，商业利益在政治上享有比以前更大的分量（Hill1967：99，129）。另外，里奇和威尔逊（1967：439－440）则强调，1639－1640年乃是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地方价格明显下跌的三个时期的第一个时期（另外两个时期是1645－1646年和1657年初）。因此他们强调：“在1640年到1660年间整个欧洲的这三个连续周期……是不能用地方原因来解释的。……整个经济节奏……肯定是全欧xìng的，甚至可能遍及世界。”

    再回到西班牙白银。从美洲运到西班牙的白银的准确数量一直是有争议的。加西亚一巴盖罗·冈萨雷斯（1994：119）重新对此作了考察，而且考虑到没有记载的白银走私。他得出的结论是，在17世纪前半期，美洲和西班牙之间的货运吨数下降了1／3，白银进口量下降了2／3。这种下降在1640前后加剧了。

    实际上，葡萄牙在1640年摆脱西班牙的统治也是因西班牙跨大西洋的白银运输量下降而引发的，这一年加泰罗尼亚的造反也可能肇始于此。（一位考古学朋友在巴塞罗那郊区卡斯特尔德费尔斯发掘出一个外国钱币地窖，是它的主人在1640年到1643年间埋藏的，显然是为了躲避当时的动乱。）与中国明朝政府和英国政府一样，西班牙政府也遇到金融困难，无法维持足够的军事力量。它的岁入之所以下降，首先是因为白银产量太多而导致白银贬值，接着在17世纪30年代因美洲银矿缩减生产和输出而导致白银短缺（Flynn1982）。当马德里的宗主权受到西边的葡萄牙人和东边的加泰隆人的威胁时，马德里优先考虑的是得到法国支持的加泰隆人的挑战，因而牺牲了在葡萄牙的统治地位。西班牙史的权威J．H．埃利奥特在那篇论“西班牙的衰落”的著名文章中认为，西班牙的衰落是“从1640年底开始的，当时西班牙及其国际势力明显地走向瓦解”。

    葡萄牙对果阿的“印度贸易”也是在1640年达到“顶点”，并由此开始了一段“沉闷”时期（coms1991：17，23）。另外，葡萄牙在1642年签定了它的第一个商务条约。这是1703年梅休因条约的三个先例中的第一例（另外两个是1654年和1667年签定的条约），梅休因条约使葡萄牙在付出一些代价的情况下获得了它所希望的英国保护。1640年以后，葡萄牙迫使荷兰资本退出在葡属巴西的蔗糖种植园，荷兰人只得转移到莫属巴巴多斯，把那里变成蔗糖种植园（Harlow1926，Frank1978a，b）。16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亚洲的出口（主要是白银）也相对减少（RichandWilson1967：309）。

    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在地球另一边发生的这些事件损害了葡萄牙商人与马尼拉的西班牙跨太平洋运来的白银来源的关系，从而也对中国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的各种变化很可能先是支持了西班牙的兴起，然后又促成了它的衰落。柏林和吉拉尔德兹（1995，b）反复强调：“西班牙帝国的兴起与衰落最好是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背景来考察。”其理由在于，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不断扩大，先是抬高了白银的价格，从而增加了西班牙的财富，但是后来由于白银供大于求，迫使白银价格压低到西班牙人的生产成本的水平，甚至低于成本。西班牙王权遭到沉重的打击，原因在于，运到西班牙的美洲白银越来越多，导致银价下跌，国王政府财政收入的购买力下降了。与同一时期的明朝政府一样，西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