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

    在我过去的一部论述欧洲经济的著作中，有一章讨论“17世纪的萧条”。我特别强调（1978a：89－91，94），当时印度的经济在扩展，西亚‘自16世纪以来（与欧洲相比）没有质的变化”，北大西洋的渔业和北美殖民地也在发展。至于拉丁美洲，我认为在白银的生产和出口方面有所衰退（这一直是一个引起人们探讨的问题），但是，其他的经济活动和拉美范围内的地区间贸易都在发展。

    总之，很显然，根本不存在普遍化的长期的“17世纪危机”。阿谢德（1973：272）提出：“欧洲危机实际上具有世界xìng的反响”。虽然里德（1990跨门从亚洲整体的情况予以论证，但是这个命题肯定不符合实际。从世界经济的角度和亚洲的情况看，地区xìng的或国家的危机基本上是局部的，而且只有二三十年的时间。日本在该世纪中期就很快恢复过来，中国在17世纪末也恢复了元气。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发生了较普遍的衰落；但是尼德兰和英国却从中获利。在下一章我们将探究亚洲经济在17世纪的持续扩展对我们的主要论点有什么意义。这里我想先考察一下，既然没有一种普遍的“17世纪危机”，那么这个世纪中有哪些短期的危机。

    （3）1640年的银货危机

    17世纪中期，尤其日本和中国确实发生了二三十年的短期危机。它们似乎主要是由气候与货币问题引起的，当然它们也可能是一次世界经济的康德拉捷夫“B”阶段下降的组成部分，而这种下降阶段通常持续二三十年。

    人们往往忽视中国的货币经济与邻邦和世界经济的关系史，对日本也是如此，更不用说朝鲜了。即使对此有所思考，但通常也是否定这种关系。15世纪，中国的白银生产总共仅有4，000吨（Cartter1981；459）。戈德斯通（1991a：371一375）认为，中国对欧洲的贸易从未超过中国经济的豆％，往往不到0．3％，而中国从日本进口的白银量很大。在丹尼斯·柏林等人提出的新论证的影响下，戈德斯通（1996年的私人通信）对自己的观点作了一些修改。

    但是，戈德斯通明确地否定货币问题是危机的起因之一，他甚至在论述中国的一节使用这样的标题：“财政危机，并非通货危机”（1991：371）。他否定阿特韦尔（1977，1982，1986）和阿谢德（197）的设想：17世纪30年代，西属美洲和日本的白银生产和出口的衰减促成了明朝的衰亡。他承认，1640年前后，明朝政府在征集租税以及供养军队方面遇到严重的困难。但是，戈德斯通——以及莫鲁格尼和夏为忠、冯格拉汗（1996）——批驳了阿特韦尔把白银供给说成一个重要因素的论点：

    白银进口的急剧衰减……对于晚明经济造成灾难xìng的后果……许多人无法jiāo纳租税和还债……由于军饷和装备不足，明朝政府……失去控制……先是无力镇压内部的起义，继而无力应付满族的入侵。……（这）肯定加剧了它的困境，破坏了统治的稳定基础。

    阿特韦尔在另一篇文章中还写道：

    这些不受帝国官僚政府控制的因素也使晚明经济恶化了。其中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因素是帝国的货币体系。……白银在经济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6世纪后期外来白银的大量涌入反而导致了（货币供给的）失控。……秘鲁、墨西哥和日本白银生产的波动、马德里和江户的保护主义情绪、海盗活动和海难，这一切都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关系变得极不稳定，在我们讨论的这段时期（1620－1644年）尤其变化莫测。在17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这种波动恰好与侵袭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的恶劣天气及洪灾、旱灾、歉收等重合，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