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严重的反响。

    柏林和吉拉尔德兹认为，明朝的财政和政治统治早在17世纪初就被进口白银的供给增长削弱了。由于明代的市价以及税款额都是按白银来固定计算的，因此白银供给的增长使它们都贬值了。白银供给的突然衰减则使银和铜、银和粮食之间的比价有所上升。实际情况很可能如此，但是也不必以此来否认白银供给的突然衰减对明朝财政的进一步的打击。

    莫鲁格尼和夏为忠全面地反驳了这个论点。他们认为，“明朝末年（指该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日本白银）贸易达到了顶点”，而“（包括美洲白银在内的整个）白银贸易是在明朝垮台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达到顶点”。但是，根据他们对中国进口的日本白银和通过马尼拉、台湾及其他渠道进口的白银的全部可考资料所作的重新考察，我们看到了相反的情况。按照他们的计算，17世纪30年代前半期，从日本进口的白银在120吨上下波动，在1637年和1639年上升到当时最高数量200吨和170吨，然后在问世纪物年代前半期又跌落到平均每年105吨。他们认为，人们在塞维利亚看到的超过大西洋而来的西属美洲白银的减少并不意味着美洲白银生产的衰退，这是因为跨太平洋的银货运量平均为总产量的17％，在17世纪最初周年增加到总产量的万％，40年代增加到40％以上。“西班牙所损失的至少一部分就是中国所得到的”（198：63）。

    但是，根据他们书中的表1，在1621年到1630年的10年里，运到马尼拉的白银总量从900万比索（23吨）下降到700万比索（18吨），在1641—1650年的10年间又降到400万吨。“（中国和马尼拉之间的）贸易唯一重大的衰减发生在1636－1641年”（MolougheneyandXia1989：64）。但是，他们反驳阿特韦尔的论点，宣称明朝面临的问题完全归因于“内部因素，而不能归因于国际白银运动的波动”（MolougheneyandXia1989：67），却似乎没有被他们提供的数据所证明：跨太平洋而来的白银每年减少了13吨（从23吨减少到10吨），从日本进口的白银在17世纪40年代前半期减少到105吨，在1643年，即明朝结束的前一年甚至减少到70吨。而从日本进口的白银原来在17世纪30年代末大约每年为180吨，在17世纪30年代初大约每年为120吨。根据里德（199：27）的综合统计，各种来源的白银的总供给量（几乎都输入到中国）在17世纪头10年平均每年为150吨，在20年代为178吨，在30年代为162吨。然后，这种供给在40年代突然下跌到每年89吨，在50年代下跌到每年68吨，在60年代回升到每年82吨（其中40％是由欧洲商人供应的太

    白银短缺的另一个标志大概是银和铜的比价。恩迪米思·威尔金森（1980：30，27－29）在讨论“1628－1660年的市场崩溃和金融波动”时强调尤其在歉收和饥荒年份米价的大幅上涨以及白银与铜钱之间比价的变化。用当时较流行的、后来更通用的铜钱来衡量，米价在1628年到1632年上涨了9倍，在1642年达到最高峰，然后在高位上波动，到1662年降到原来水平的两倍，到1689年才低落。如果用银两来衡量，到1642年为止，米价仅涨了4倍，到1663年就恢复到17世纪明年代的水平。威尔金森还强调，到1642年，铜银比价逐渐上升了一倍多，然后就疯涨，到1647年高出原来的比价8倍之多。到1662年缓慢回落到前一水平，此后直到产世纪80年代都在更高或近似的水平上波动。

    与莫鲁格尼和夏为忠一样，威尔金森把铜兑换银的比价下跌归因于铜钱成色的急剧下降。实际上也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