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科学革命——或者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吗“。西文考察并反驳了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欧洲中心论假说，但是他没有提出同样重要的问题：如果科学革命对技术的发展有影响的话，它是什么样的影响？

    科恩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他对这一“革命”及其作用的考察甚至被他的出发点和结论搅得更混乱。科恩似乎一开始就接受了科学只出现在欧洲的命题。因此他基本否定了李约瑟的论断：1644年明朝结束时，中国和欧洲的科学没有明显的差距。但是，科恩对李约瑟等人有关欧洲之外地区的著作的评述却又表明，其他地区不仅有科学，而且科学还在继续发展。这显然支持了人们的怀疑：所谓的“东方一西方”之间在社会和体制上的差异是一种神话，而不是事实。而且，这种怀疑还会得到下面提供的证据的支持。但是，如果其他地区也有科学，那么科恩为什么把注意力首先放在欧洲？

    或许更重要的是，虽然科恩坚持科学与技术是有区别的，但他不想费神去研究科学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技术。然而，在著名的17世纪科学革命发生后的两个世纪里，科学实际上对欧洲的技术和工业发展根本没有作出任何贡献。

    深入研究了西方科学对一般的技术乃至工业“革命”的所谓贡献后，就很容易解释史蒂文·沙平（199）最新著作的卷头语：“根本没有什么17世纪科学革命，本书（的一节）对此作了阐述。”从弗朗西斯·培根到托马斯·库恩的一系列权威学者的结论是，这些科学进展不论是否具有“革命xìng”，似乎对任何技术都没有直接影响，对一个世纪以后才开始的工业“革命”肯定没有影响。

    培根指出：“说科学的发现者们对机械技术及其发明者作出贡献，这对他们是过分的夸奖”。三个世纪后，《科学革命的结构）（1970）的作者库思指出：“我认为，不是别的，而是神话蒙蔽着我们，使我们不能清楚地认识到，除了最近这个阶段，在人类历史的其他所有阶段上，智力需求的发展几乎无需与技术发生关系”。有关的严肃研究都表明，这个最近的“阶段”是从19世纪后半期才开始的，是在1870年以后才真正开始的，这已经是在科学“革命”过了两个世纪以后，在工业“革命’发生一个世纪以后。按平专门用一章讨论。（科学）知识有什么用途。，他的小标题分别是自然哲学、国家权力、宗教的婢女、自然与上帝、智慧与意志，但没有技术。他也断言：“现在看来，无论在17世纪还是在识世纪，科学革命的‘高级理论’不可能对经济上实用的技术有任何持续直接的影响”（Shapin1996140）。

    另外，罗伯特·亚当斯（1996）的队之途：一个人类学家对西方技术的探究》考察了技术与科学之间的各种关系，包括“17世纪科学革命’。他引述了大量有关技术乃至产业革命的研究。基于这些研究和他本人的研究，亚当斯至少在十几处作出论断。在19世纪晚期之前，科学家及其科学对技术创新没有作出任何明显重要的贡献。亚当斯写道：“工业革命的重点技术几乎没有可以被认为是直接以科学为基础的。它们至多被描述成在一些重要方面以手工业为基础。”因此，他的结论是：‘官到进入19世纪，科学理论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还是相对不太重要的”（Adams1996：131，101）。亚当斯最大度的结论是：“应该强调的是，科学发现不是技术创新浪潮背后的唯一发动或促进力量，它显然也不是必要条件”（Adams1996：256）。综观18世纪的英国，在680个科学家中只有36％的人，在240名工程师中只有18％的人，在“著名的应用科学家和工程师”中只有8％的人曾经与牛津或剑桥有联系；另外，在后一种人中70％以上根本没有受过大学教育（Adams1996：72）。因此，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