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斯和其他一些学者把技术进步主要归因于手工业技术、创业精神乃至宗教。亚当斯甚至认为，技术对科学的进展所起的推动作用远远大于科学对技术的推动作用。

    最后，虽然罗森伯格和伯泽尔把西方“致富”的原因完全归结为欧洲在各方面的发展，但是甚至他们也承认：

    很显然，经济增长与科学的领先之间的联系不是直截了当的。不仅西方的科学进展和经济进展在时间上是分开的（伽里略与工业革命的开始相隔150年到200年），而且事实上直到1875年前后甚至更晚的时候，西方经济中应用的技术大多发端于并非科学家的人，而且这些人往往几乎没有受过科学训练。除了化学家外，科学与工业在行业上的隔绝是相当彻底的。（RosenbergandBidzuN86：

    还应指出的是，牛顿崇信炼金术；欧洲的一个利用科学测量手段的例子是，威尼斯的齐奥万·玛利·博纳尔多在1589年的著作《换算成我们的长度单位的所有领域的大小和距离）中发现：“地狱与我们的距离是3，758又V4英里，宽度为2，505又VZ英里；天堂与我们的距离是1，799995，500英里”。

    因此，不胜枚举的证据表明，17世纪或18世纪甚至19世纪的科学对技术或工业革命的所谓贡献不过是库恩所进的“神话”。既然这样，从有关厂世纪科学革命的“重大问题”到有关‘官方的衰落”和“西方的（暂时）兴起”的“重大问题”岂不是无的放矢吗？基本如此，至少在我们所谈论的1800年以前的这个时间框架里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此，科恩（1994：500）作为结语而提出的问题十分正当且值得称赞：“‘科学革命’（这个用了50年的老概念）是否正在走所有历史概念的老路？”他回答说；“可能是，因为这个概念迄今已经履行了其一度有用的职责；已经到了抛弃它的时候了。说到底，历史概念不过是隐喻，人们千万注意要具体地对待它们。”阿门！

    除了感叹以外，不要太乐观了：这种欧洲中心论的神话看来还有生命力，而且在亚洲人中间也是如此。亚洲人由此而产生的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曲解甚至更令人吃惊！例如，阿尼鲁德哈·罗易和S．K、巴格齐把哈比布称为印度中世纪技术史研究的先驱。阿赫桑·凯萨尔（1982）也对哈比布深表谢意，因为他的研究著作（印度对欧洲技术和文化的反响》是根据哈比布的建议撰写的。实际上，哈比布本人也为罗易和巴格齐主编的著作写了论述问一主题的一章。另外，哈比布在另一篇文章中也写道：“即使还没有对史料进行详细的研究，但是要否认（在技术方面）印度在问世纪肯定已经被西欧超越了，则是愚蠢之举。”对哈比布提出的一些证据，我们在下面将金加以考察。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已经看到的，普拉卡什（1994）驳斥了哈比布的许多推论，还驳斥了亚洲和欧洲的许多所谓差异。他断言，亚洲在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中扮演了被广泛低估了的关键xìng角色。但是，甚至普拉卡什也写道：“在科技知识领域里，欧洲相对于亚洲具有无可置疑的全面优势。”

    罗易·麦克劳德和迪帕克·库马尔（1995）主编的著作也对1700年到1947年西方技术及其向印度的转移进行了研究；尽管到标题中的起始时间是1700年，他们却明确地宣布不考虑前殖民时代；但是正如我们下面要评述的，该书的一些撰稿人（英克斯特、桑帕尔）其实论述了这个时期。尽管如此，这两位主编在该书的导言中还是提出了一些没有依据的论断，而至少有一个撰稿人的论证其实是驳斥这些论断的、主编者写道：“（在英国人统治之前的印度）技术的变革肯定与欧洲无法相比。技术的全部进程都是循着熟练技巧的方向发展（我们要问，难道欧洲不是这样吗？）；而且局限于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