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特弗列里奇（1984：5，tablel．2）还宣称，在1720年和1750年，欧洲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分别为69％和72％，而印度只占11％和7％（表上列出的各个时期的另外12％属于拉丁美洲，8％属于“其他地区”）。

    本书中所讨论的证据和克莱因（1989）对中国海域的中国贸易（不是欧洲贸易）的分析都否定了这种自吹自擂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论断。另外，根据斯廷斯加尔德（1990：150）计算的1752—1754年的数字，亚洲向欧洲的出口量虽然不大（在亚洲贸易中仅占很小的份额），却一直多于欧洲从美洲的进口量。（欧洲向美洲的出口量较高，但还赶不上欧洲人从其他地区，如亚洲的出口量。）1626年，伊比利亚半岛的一位匿名学者甚至写了一篇“论文”，在标题中宣称要“论证……从贸易角度看东印度比西印度更重要，因此我们发现了东方贸易失败和我们眼看着西班牙论人悲惨的贫困状态的原因”队。undo1996b：19）。

    特里·博斯韦尔和乔亚·米斯拉（1995）提供了一个形象的例子，表明欧洲中心论的有色眼镜如何遮蔽了西方人的目光，使他们看不到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大部分情况，甚至也扭曲了他们对欧洲的“世界经济”的感知。首先，他们表示，在沃勒斯坦和他们的心目中，“尽管存在着贸易联系，但是非洲和亚洲依然外在于（世界体系）。无论是逻辑曲线还是长波影响都应用不到它们身上。”其次，他们与沃勒斯坦的分歧在于：“我们认为，即便说亚洲整体外在于世界体系，也有理由把东亚贸易机为世界体系的一个领先部门”。因此，他们在计算“全球”贸易时把“东亚贸易”包括在内，仅仅是为了指出这样一个情况：“数以千计的船舶参与波罗的海贸易，相比之下，只有数以百计的船舶参与大西洋贸易和亚洲贸易。”由于后两种贸易的行程更长些，因此他们让它们在“全球贸易”的计算中占有更多一点的分量。可悲呀，由于目光短浅，他们在东西方贸易中仅看到有数百艘船舶可以纳入他们所谓的“全球贸易”中，而没有看到也没有统计亚洲内部贸易活动中的数以千计的船只，霍尔特弗列里奇（198）虽然低估了它们，但至少还把它们打在数里。波斯韦尔和米斯拉还掉进另一个他们自己布置的陷阱。首先，他们宣称，“东亚贸易表现出一种与大西洋贸易和全球贸易不同的（循环）模式，（这一发现本身）就进一步表明后二者是外在于前者的”。他们甚至没有考虑到，“东亚贸易”不同于东西方贸易之处可能恰是一种补偿，正如有短处就有长处。这样考虑就会使他们的发现变成相反的证据：亚洲及其贸易不是“外在于”，而是内在于这个体系！接着，他们宣称，他们对偶然的上下波动循环所作的进一步研究恰恰表明：“这一发现提示，与人们的预期相反，亚洲贸易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具有更关键的作用！”（BoswellandMisra1995：478）当然，他们所“预期”的是他们自己的欧洲中心论有色眼镜所制造的效果，但是这反而证明，这种有色眼镜甚至扭曲了他们自己对“欧洲的世界体系”的分析，当然也蒙蔽了他们，使他们看不到亚洲存在着一个大得多的世界经济和贸易。

    总之，直到19世纪为止，亚洲经济和亚洲内部贸易一直具有比欧洲贸易及其对亚洲的侵入大得多的规模。或者可以借用达斯·古普塔和皮尔逊在《150年一1800年的印度和印度洋》一书中的论断：

    一个至关重要的论点是，当欧洲人在海洋上赫然出现时，他们却不是主角。毋宁说，他们是以各种成功的方式加入一个正在发展的结构中。……在16世纪的印度洋历史中，连续xìng比葡萄牙人的影响所造成的断裂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甚至欧洲主义者布罗代尔也一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