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直到优世纪末以后，世界经济的重心才开始向西转移，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才转移到西方。实际上，“只是到18世纪末才开始发生变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场内部通婚的竞争。欧洲人终于脱颖而出，并且改变了这个结构，但是他们是从一个亚洲的历史环境里突围出来的”（DasGuptaandPearson1987：20）。

    因此，尽管欧洲人获得美洲的金银并以此买通进入亚洲的世界经济的道路，但是在1500年以后的三个世纪里，他们一直是一个小角色，而且不得不适应——而不是制订！——亚洲的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另外，亚洲人在世界经济中依然是成功的竞争者。如果按照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见机’，亚洲人缺少科学、技术以及制度xìng基础，那么他们怎么能做到这一点？答案是，亚洲人并不缺少这些东西，而且在这些领域里经常技高一筹。因此，我们现在就来考察现实世界中科学、技术和制度的发展情况，看看它们与欧洲中心论的神话所宣扬的东西是如何大相径庭的。

    2．质量：科学与技术

    1）贬低亚洲科技的欧洲中心论

    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神话宣称，在1400年到1800年这段时期，或者至少从巧皿年开始，欧洲在技术上一直优于亚洲。另外，欧洲中心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偏见通常也扩展到制度方面，对此我们在下一节加以考察。这里集中探讨几个问题：(1)总体上看，当时究竟是欧洲的科技还是亚洲的科技更先进，这种情况延续到什么时候？（2）在从中国引进指南针、火yào、印刷术等等之后，是否只有欧洲的技术在发展，而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的技术就不再发展了？（3）多少年后技术是否沿着从欧洲到亚洲的方向扩散？（4）技术的发展仅仅是欧洲或中国或其他地方的一种当地的和地区xìng的进程，还是世界经济的力量影响当地而造成的一种全球进程？下面将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但可以预先宣布，所有的解答都与流行的欧洲中心论在科技方面的“见识”针锋相对，至少是提出重大质疑。

    技术从来不是独立发展的，而是迅速地扩散或适应相同的或不同的环境。具体地说，技术的选择、应用和“进步”其实是对机会成本的合理回应，而机会成本则是由世界经济和当地供求状况决定的。也就是说，技术的进步不论在哪里都主要取决于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主要取决于地区的、民族的、当地的特点，更不是取决于文化特征。而技术的制度形式受世界经济的“发展”的影响则小一些。

    但是，在这方面经常被人们提到的专家J．D贝尔纳（1969）则把西方科技的兴起归因于西方本土资本主义的兴起（他是用与马克思和韦伯相同的词句）。罗伯特·默顿（193）论述“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经典著作完全是一套韦伯主义的话语，甚至与韦伯关于新教lún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点直接挂钩。正如本书第1章指出的，这就使他得出的有关科学技术的论点变得十分可疑；斯蒂芬·桑德森（1995：324ff）也对他的论点提出批评。罗斯托（1975）关于现代经济起源的“核心论点’洲更加彻底和明确：现代经济完全是借助于科学革命而从现代欧洲起步的。

    这种关于科学技术革命的历史和作用的研究看来远比它引以为据的科学技术更带有意识形态的动机。例如，卡洛·奇波拉（197：207）就赞同地援引过一位西方的技术史的“专家”林思·小怀特的论断：“欧洲之所以在1500年前后能够跃居全球支配地位，是因为向亚洲挑战的欧洲拥有任何亚洲文明都望尘莫及的工业能力和技术。”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如果事实与怀特的欧洲中心论的说法恰恰相反的话，那么欧洲在1500年根本没有上升到‘吱配”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