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各种估算都证实，1750年亚洲占世界总人口的66％，而亚洲的产值占世界的80％。也就是说，占世界人口2／3的亚洲人生产出世界4／5的产值，而占世界人口1／5的欧洲人仅生产出其余1／5产值中的一部分，另外的部分是非洲人和美洲人的贡献。因此，在1750年时，亚洲人的平均生产力大大高于欧洲人！毋庸置疑，最能干的亚洲人在中国和印度，那里的人口也增长得更快。他们的生产能力应该比欧洲人更强出许多。在日本，从1600年到1800年，人口只增长了45％，但是农业产量翻了一番，因此生产力肯定有重大提高。到1800年，日本和英国的棉纺工人的工资、国民的平均收入、平均寿命和身材的高矮都差不多，但是到19世纪初日本的平均生活质量可能高于英国。

    再有，拜罗克估算，180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为228美元，高于他对担世纪英国和法国若干年份的估算，因为后者在150美元到200美元之间。到185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到人均170美元，当然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世纪也下降了，而且很可能在18世纪后半期已经下降了（Braudel1992：534）。

    实际上，所有的人均收入估算也否定了一些人的欧洲中心论偏见。那些人认为，亚洲占有较大的经济比重只不过反映了亚洲人口比欧洲多。拜罗克（1993）考察了各种对世界范围人均收入差异的估算。他发现，迟至1700年到1750年期间，世界范围的最大差异是1到2．5。但是，他也提到西蒙·库兹涅茨较近的估算（1到2．4），戴维·兰德斯的估算问到2．2和2．6），安格斯·麦迪逊的估算（1到1．6或1．3甚至1．1）。他还考察了另外7种估算，包括18世纪学者的看法，最后得出一个估算数字为1到1．1，或者说，世界各地的收入或生活水准实际上相同。

    或许，最重要的生活水准“指数”——预期寿命——在欧亚各地大体上差不多。如果说70岁以上的老人到处可见的话，中国的这项指数确实不低——1726年，将近1％的人口超过70岁，其中还有超过100岁的老人。

    按照麦迪逊（199：10）的估算，中国和西欧在1400年的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几乎相同。但是，拜罗克发现，1750年时，欧洲生活水准低于世界其他地区，尤其低于中国。他在1977年的著作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见本书第1章）。而且，他估算，1800年“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为198美元，所有“欠发达”地区为188美元，而中国为210美元（BairochandLevy

    －Leboyer1981：14）。何炳棒（1959：263，213）的人口研究著作早已提示，中国在18世纪的生活水准呈上升趋势，农民的收入不低于法国，肯定高于普鲁土和日本。吉尔伯特·罗兹曼（1981：139）也作了“国际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在前现代阶段，中国人至少与其他民族一样能够很好地满足家庭需求。有意思的是，在糖的人均消费方面，中国似乎高于欧洲；要知道，中国只能利用自身的资源来生产糖，而欧洲能够从殖民地奴隶制种植园廉价地进口糖。在论述印度的情况时，沃勒斯坦（198157一158）引用了哈比布、斯皮尔（PercivalSpear）和德塞的成果。这些成果都证明，17世纪印度的人均农业产量和消费水平肯定不低于、可能还高于当时的欧洲人，而且肯定高于20世纪早期和中期的印度人。但是，波梅兰茨（1997）则认为，当时欧洲的消费水平高于亚洲人

    也就是说，现有的各种关于世界和地区人口、生产和收入的估算以及前面对世界贸易的论述都证明，至少到1800年，与“西方”任何部分或整体相比，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