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这些问题。）

    中国的情况也一样。生产和人口都增长了，但新增的货币并没有使物价的上涨速度大大地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马克斯以及他与沈春生发现，甚至在高度货币化的中国南方，除了个别短暂的米价飞涨时期外，在许多世纪里，米价的上涨是与人口增长紧密相关的，而其他商品的价格则倾向于下降。另外，他们引用了其他学者的成果来证明：“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在物价昂贵时减少生育，在物价便宜时增加生育。”因此，“如果说所有的中国农民都根据经济形势来调节他们的生育，那么人口的增长……很可能是对经济增长中的重大进展的一个直接反应。”虽然他们谈的是18世纪和19世纪，但这个结论也同样适用于前几个世纪。

    关于亚洲是否有普遍的通货膨胀这个问题，作为考察的总结，我们应该赞同苏布拉马尼亚姆的观点：

    鉴于用主要的金属货币来衡量，南亚和西亚不存在物价的普遍飞涨（至少按照西欧通货膨胀的比率来看），因此，很显然，货币供应的增长率应该基本上被产出的变化速率以及相反的货币收入周转率抵消了。

    “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在印度南方没有通货膨胀（Subrahmanyam1990a：349），正如理查德·伊顿强调的，在孟加拉也没有通货膨胀。我们在后面还要论证，中国也没有持续的通货膨胀。

    也就是说，从费雪方程式MV＝PT的角度看，史料显示，在亚洲大部分地区，新增的美洲和日本货币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引起物价的暴涨。相反，亚洲由于新增了货币，造成了生产和jiāo易的增长，并且通过经济的更广泛的商品化而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人们会说，相对于其人口和经济规模而言，欧洲不仅从其经济体周围获得了，而且甚至保留了比面积更广大、人口更众多的亚洲更多的新货币。这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欧洲经济比亚洲经济更高的通货膨胀率。但是，这种推理并不足以动摇我们的论点：新增的货币促成了亚洲的生产增长和人口更大的增长。我们对这一点将在第4章和第6章加以论述。

    再者，如果戈德斯通（1991a，b）的论点是正确的，即人口的增长比货币供应的增长更能推动物价上涨，那么物价也应该上涨。但是，正如我们在第2章指出的和在第4章将要论证的，亚洲，尤其中国的人口增长比欧洲快得多，数量也大得多。然而，实际的价格革命却基本上限于欧洲。这种现象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推论：新的美洲和日本货币的大量涌入，刺激了亚洲比欧洲更大的生产和人口增长。另外，也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这种货币的涌入是如何刺激了亚洲的生产、拓殖和人口的扩张。

    (3)货币对拓殖和生产扩张的促进

    上述有关物价的史实和讨论支持了我们的论点：货币的涌入在亚洲既刺激了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也刺激了商品生产的供给。我们现在来考察一些直接的史实。

    印度

    在孟加拉和比哈尔被莫卧尔帝国征服和兼并后，它们是生产扩张最明显的地区（Richards1987：5）。实际上，从1657年到1714年，虽然有大量的白银从国外流入，但与印度其他地区相比，孟加拉的物价比较低，而且一直比较稳定（Prakash1994：V－165）。普拉卡什从货币计量学的角度尝试了几种可能的解释。如果货币供应的大幅增长并没有引起物价的相应上涨，那么其原因应该是，货币供应的流通速度是随着经济的逐渐货币化而增快了，生产的总量增加了。普拉卡什的结论是，虽然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可以部分地抵消货币供应的增长，生产也应该通过更好地利用已有的能力或改善资源配置而增长。但是，普拉卡什似乎没有考虑这样一种可能xìng，而且是概率极高的可能xìng：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