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地中海以东的欧亚大陆和整个东欧在内，都没有起任何重大作用。

    因此，沃勒斯坦所阐述的十分有限的现代“世界”经济和体系的历史和理论也很自然地拒绝考虑全球经济和真正的世界体系。至少直到1750年为止的全球经济和真正的世界体系不在他的视野之内。但是，正如本书、尤其是第3、4和6章所力图证明的，在全球经济和真正的世界体系中所发生的变化对于布罗代尔一沃勒斯坦所谓的“欧洲世界经济／体系”内部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决定作用。哪怕是为了对这个真正的世界经济和体系中的任何缘起、结构和功能乃至转变和发展能够稍加研究和理解，我们也需要一个如本书第6章所提出的那种从总体上看更充分的整体主义的理论和分析。然而，沃勒斯坦（1991，1992，1993）已经多次拒绝对世界体系分析做出这种修正。最近，他在《把稳舵励》（1995）一文中抨击了各种改‘以公理自居”、或“标榜独特xìng”、或“强调具体xìng”的修正主义，尤其指责我的观点。

    就连布劳特也不例外。虽然他揭露了“欧洲的奇迹”的神话，断言在1500年前后欧洲人毫无优于亚洲人之处，但是他（1992，1993a）也抵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及其连续xìng进行整体分析。其他持有宏观的欧洲历史视野的学者也不例外。桑德森（1995）对日本和英国作了比较，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6）发现了远溯到中国家代的康德拉捷夫周期（本书第6章将加以讨论），蔡斯一邓思和霍尔（199）分析了一万多年的各种“世界体系”模式。但是，他们仍然认为，在1500年前后，世界历史发生了一次鲜明的“断裂”，其原因不仅在于1492年和1498年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和通向东方的新航路，而且主要在于由此开始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及其从欧洲向外界的传播。本书第2章和第4章则用大量的证据向我也曾赞同过的这种观点的基础提出质疑。

    社会“科学”界的另外一些同行和朋友虽然口头上赞成整体主义，但是也不愿正视整体。整体主义调子唱得最高的是萨米尔·阿明和吉奥瓦尼·阿里基。他们曾与沃勒斯坦和我合作写过两本书（Aminetal．1982，1990）。与沃勒斯坦一样，阿明与阿里基在组合他们的现代世界拼图时也是从中心开始，然后再考虑四周的情况；而且，他们也是在欧洲找“中心’。他们力斥欧洲中心论；阿明（1989）甚至以橄洲中心论》为题写了一本书来抨击它，而阿里基则对东亚倾注了越来越多的精力。但是他们两人依然以对欧洲近代早期历史的回顾为起点，理由是“资本主义”是从那里起步的。与沃勒斯坦（199）一样，阿明（1991，1993，1996）也批评我的观点，维护那种认为在1500年前后世界历史——在欧洲——发生了明显的断裂的正统观点。在那之前，“世界帝国”（沃勒斯坦的说法）只是在“纳贡生产方式”（阿明的说法；沃尔夫（1982）也赞同）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和分配活动。在那之后，从欧洲发展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向外扩散。阿里基给中国和东亚赋予了更多的重要xìng。但是，阿里基的《延长的20世纪》（1994）在追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及其金融体制的沿革时仍然以它们在意大利城市国家的所谓滥筋为起点。

    由此可见，欧洲中心论甚至深刻地影响和限制着对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社会理论持最严厉批判态度的学者，其中包括那些令人信服地主张更广大的世界在“西方的兴起”中的作用远比这种理论所承认的大得多的学者。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艾lún·史密斯（1991）。他在《创建一个世界经济》一书的开头批评了韦伯以及当代的诺思和托马斯、罗斯托、琼斯乃至沃尔夫、沃勒斯坦和弗兰克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