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资料，那么他们必然会遗漏某些细节。这就会引起下面这种指责。

    有人会指责说，尤其是因为缺少足够的原始资料，甚至根本没有察着原始资料，因此我的知识不足以考察世界整体，甚至不足以考察世界的若干部分。甚至布罗代尔（1992：468）也提出疑问：“历史学家试图在一项分析里把尚未被充分探究的历史片断都组合起来，这种尝试是否明智？”其他人会说：“哦，不过你的建议与我在自己的领域里已经花费了20年的生命所研究的一年。十年或百年历史的方式大不相同。”然而，正如世界史专家威廉·麦克尼尔在为我的一本书（FrankandGills1993）写的前言中指出的，无论我们把研究课题规定得多么狭窄，我们不可能洞察一切，甚至不可能对任何一件事有“足够”的知识。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表示：

    宏观史学家对已有的文献记录的大多数细节都不屑一顾。……但这并不会使宏观历史缺少严格或充分的证明。……不同范围的研究会创造出各自具有重要意义的画面。范围较小的研究并不像分工细密的历史学家想象的那样更接近真实。情况恰恰相反。……优秀的历史著作乃是出自对与历史学家探究的问题相关的资料中的信息进行精心筛选和考订的工作——应该是不多不少，恰到好处。

    因此，知识的匾乏（我很愿意承认这种缺点）实际上并不取决于研究课题究竟是狭窄还是宏大。相反，正如本书第5章所援引的约瑟夫·弗莱彻（JosephFletcher）的说法，正是由于人们普遍不愿意作“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研究，才导致了历史知识的狭窄乃至极其匾乏。

    读者也许会指责我只注意一个“经济”侧面或一个“经济”特征。在1996年世界历史学会和文明比较研究国际学会联合举办的一次会议上，有一位学者私下对我说：“你正在做一项很好的经济史研究；但这也是我之所以不感兴趣的原因。”另一位学者公开说：“你对文化视而不见。”主张进行政治。社会、文化、宗教、民族、种族等等分析的学者会抱怨说，我的研究对他们的特殊（主义的）愿望丝毫没有给予支持、赏识或顶礼膜拜。有些党派人士会遗憾地说：这项研究对于“我的人民”用处不大或根本没用。他们是想从某种种族中心论或新非洲中心论、旧伊斯兰中心论、甚至更古老的中国中心论、俄国特殊论等等中寻求某种支持，而所有这些东西在这项研究中都找不到他们所需要的支持。我的见解也是针对原先的冷战斗士萨缨尔·亨廷顿（1993，1996）用“文明的冲突？”这种新包装兜售的欧洲中心一西方特殊论。（咎由自取——亨廷顿在1993年价jiāo事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标题后也打上一个问号，但是过于急切的公众已经把它省略了。然而，到1996年，他的同名著作的书名上就没有问号了。）正如第7章所强调的，本书所提出的见解是支挣‘多样xìng的统一”的。

    女xìng主义者会指责说，这种视野和分析不足以打破剥夺fù女发言权的家长制xìng别社会结构的牢笼。她们的批评是正确的。这项研究与流行的理论一样避免不了xìng别因素的影响，除非它既不涉及fù女本身，因而也不涉及男人。实际上，这项结构分析似乎根本不是探讨任何人群的。第2章探讨的是分工和贸易，第3章探讨的是货币如何围绕着世界流动、又如何使世界围绕着它转动，第5、6章探讨的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动力。这些章节正是在探讨人们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在我的这本书里，与其说是人创造了历史，不如说是历史创造了人。

    这就足以给人提供大量的pào弹来批判某种经济‘快定论”或其他的结构‘扶定论”，据说这些“决定论”忽视意志论所主张的各种具有自由意志的政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