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其实，现实世界所受到的各种限制并非体系论者凭空想象出来的。但是，对唯意志论者讲这个道理无异于对牛弹琴。另外，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体系论者认为，这个被人们所研究的客观“体系”丝毫不容个人和群体有任何文化、政治或“自下而上”（当然也有“自上而下”）的主观活动和反应。但是，人们的良好意图——甚至恶劣意图——往往不能实现；正如第5、6章所论证的，这些意图能否实现，取决于该体系所产生的机遇和制约。

    此外，正如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所遇到的反响一样，社会理论家们还会提出更“具体的”抱怨和要求。欧洲中心论者提出的一项具体指责是，沃勒斯坦和我认为，欧洲人还受益于自己努力之外的某些东西，但是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沃勒斯坦的观点，更不足以支持我的观点。数年前，保罗·拜罗克（196，1974）、帕特里克·奥布赖恩（1982）等人明确地反对我和沃勒斯坦问974）早先的论点：殖民地贸易和新殖民主义贸易促进了欧洲的投资和发展。拜罗克（1969）否认商业资本对此有什么贡献。奥布赖恩（198，1990）多次否认海外贸易和殖民剥削是促成欧洲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因素，理由是，根据他的计算，这种贸易仅仅相当于18世纪晚期欧洲国民生产总值的2％，更不用说从这种贸易中获得的利润了。奥布赖恩认为：“对于核心地区的经济增长来说，边缘地区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现在奥布赖思甚至走得更远。他在“全球经济的形成，1846—1914年”的小标题下断言：

    直到19世纪中期，洲际和国家间的相互联系似乎还是很有限的。…世界各地的生产者和商人不仅接触不到外国竞争者，而且还受到保护。…甚至在一国之内也不受竞争的威胁。一体化首先在地区范围内发生，然后在一国基础上发生，随着19世纪的进展，才逐渐在全球范围发生一体化。

    本书则要清除疑问的yīn云，证明奥布赖恩的观点在事实上是错误的，更不用说在理论上了。但是，他也说过：“无论是数量分析还是历史研究都不能平息有关远洋贸易对工业革命的意义的争论。”

    我们应该赞成奥布赖恩的说法：证据永远不能平息这个争端。这并不是因为证据本身是不重要的，而是因为它在我们的实际争论中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奥布赖恩（1982，1990）甚至排斥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视野。实际上，奥布赖恩（1997：86－89）一再宣称：“欧洲的依赖xìng。…始终是微不足道的”，“亚洲、非洲和南美的经济重要xìng……始终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他援引拜罗克1974年和1993年的论述作为后盾）；虽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事实与收益”是不容争辩的，但是“殖民主义并不一定有收益”，“帝国主义最后被证明是获益有限的”。因此，奥布赖思（1997：86）认为，弗兰克、沃勒斯坦和阿明的“意见”——欧洲经济增长“是在设法损害（其他地区）的条件下发生的”——“是值得商榷的”。而奥布赖恩认为，“就欧洲（甚至英国）的工业化历史而言，‘世界视野’（布罗代尔的一个标题）对于欧洲的意义似乎不如‘欧洲视野’对于世界的意义大。”（199：177）对于这种坚持欧洲中心论的冥顽不化分子，无论如本书第4章和第6章那样举出多少证据，也是白费口舌。他们只会继续坚持他们的欧洲中心论，宣称欧洲与世界的关系对于欧洲没有什么作用，但对于世界则很重要。

    在这种否认世界经济体系各种因素具有重要xìng的说法背后，有一种方法论的假设，而这种方法论假设在这种场合不过是欧洲中心论的另一种形式：即应该从被解释对象的“内部”来寻求解释。表面上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是，这是什么东西的“内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