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低或曲解欧洲之外的“更广大世界”的作用。但是，史密斯只是在第2章中对这种更广大世界的历史扫了一眼，便马上在第3章中转向对中世纪欧洲的分析。他顺着社会和政治的“直线潮流”而下，抵达公元1500年。那种潮流在“保证持续增长的技术＂所起的作用下导致了。稳健的进步＂——但这一切都出自欧洲（Smith1991：67，5）。这部著作余下的大部分篇幅都用于论述欧洲及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海外扩张以及世界经济中的“边睡和附属地区”。由于史密斯依然在欧洲寻找“世界经济的创建”以及“资本主义的”的诞生和扩散，所以他必然会宣称：

    （当时）世界许多地区依然处于这个新体系之外。东非印度、锡兰印度尼西亚、东南亚、中国、日本和中东都属于这种情况。……（由于）是否加入商业jiāo往可以任由选择……因此似乎对各个社会组织的结构没有什么持续的影响。人们不应夸大国际贸易在塑造道远大陆之间的实质xìng联系方面的作用。……只是在欧洲……（一体化的社会进程炉生了果实。）

    当然，按照这种欧洲中心论的老调，我们绝不会发现任何在“创建一个世界经济”中起作用的结构、进程或力量。与他所批评的那些人的弱点一样，史密斯的视线并没有超出19世纪安装的欧洲路灯的昏暗灯光所照shè的地方。相比之F，正如我们将在第3章和第6章看到的，亚当·斯密在1776年已经在他的帼民财富的xìng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巡视了极其遥远的空间，像（德国19世纪史学家）兰克所说的那样向我们展示了广阔得多的“实际情况”。

    大体上看，正是这种有关1500年或其他日期以来欧洲发展出来的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体系的信条，构成了一道马奇诺防线。所有的人都躲在它的背后，拒绝面对真实的世界。本书提出了一个结束沿着这条防线奔跑的终点。当我提出目前这个世界体系始于1500年以前的论点时，沃勒斯坦很大度地在他主编的杂志上发表了我的文章和后续文章。但是他本人一贯坚持1500年这道神圣的分水岭。在沃尔夫（1982）看来，分水岭是1800年；在马克思以及另外一些人看来，是在1600年到180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在布罗代尔（199）看来，是从1100－1600年这整个时期。蔡斯一邓恩和霍尔（1997）主张，应该把欧洲乃至西方的兴起理解为欧亚地区两千多年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他们也把1500以来的现代时期看作是转向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而这个新转向是在欧洲开始的，并由欧洲发起的。主要由沃勒斯坦（1996）撰写的古尔本克委员会报告（开放社会科学》抨击了19和20世纪西方社会科学的欧洲中心论的、虚假的“普遍主义”（见本章卷首第二段引语）。但是，即使他如此急切地呼唤为迎接对世纪而重新思考社会科学的基础，他也没有去打破为资本主义及其所谓的后果所设置的欧洲起源和中心论这一表面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樊笼。

    然而，如果我们承认地球是圆的，那么欧洲就不该被定为中心；至少可以说，在那个地方或别的什么地方的“资本主义”发端的重要xìng就变得越来越值得商榷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所有的社会理论家以及许多历史学家都是在错误的地点开始考察早期近代的历史。他们完全是在欧洲的路灯下四处观望。当他们从欧洲出发考察欧洲的“扩张”，即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整合”时，越远的地方越昏暗。也就是说，他们离开欧洲的灯塔越远，就越看不清楚。这也就是为什么沃勒斯坦以及许多人认为，在1750年以前亚洲始终处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只是在那之后才被“整合’进来。

    本书、尤其是第4章和第7章认为，弗兰克和吉尔斯（199）对1500年以前历史时代的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