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春从西安回来，家里又发生了一件十分意外的的事。 

    父亲躺在炕上，一只眼睛青紫，腿也负伤了，包扎着纱布绷带。母亲情绪很坏，眼睛红红的，像哭过。一辈子胆小怕事的奶奶心事重重，睿智平和的爷爷也轻声叹息。 

    “咋哩？我爹咋了，出啥事了？”逢春端着饭碗没心吃，焦急地问母亲。 

    “你爹叫人打了。唉！”清竹说。 

    “谁，谁敢打我爹？为啥？” 

    “你甭管，你爹不要紧。唉……”母亲一声接一声叹气。 

    “这不成。谁些？咋能随便打人？我爹又不是爱惹事的人。妈你给我说，到底咋了？……妈你就知道唉声叹气，你说出来，我也不会胡来，不说把人能急死！” 

    “叫你爹说嘛，我说不清。”清竹说着又掉眼泪，“你叫你老子给你说，他到底为啥叫人打伤……”说完，清竹转身从小窑洞出去了。母亲奇怪的举止更让逢春摸不着头脑。 

    “爹，到底咋啦？谁打你了？” 

    “吕新明嘛。”百谦说。 

    “吕新明？他咋能跟你打捶？你对他一家人那么好！”听爹一说，逢春更加意外，“这到底为啥呀？咱不能白白叫人欺负，我寻吕新明算帐去！” 

    “算了。”父亲的语气很平和，“那娃是个愣头青，啥都不懂，叫旁人像‘烧狗’一样‘烧’（教唆，鼓动）起来，胡咬哩。不怪这娃娃，肯定背后有人捣怪。” 

    “爹你给我说说，到底咋了？”逢春追问。 

    雷庄大队第三生产队有一户来自西安市的城市下放居民，40多岁的母亲张凤莲带着两个儿子，大的18岁，叫吕新明，小的16岁，叫吕新亮。张凤莲丈夫已去世，一家三口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城镇居民下放农村的号召，“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稀里糊涂来到粟邑县雷庄村。城市居民下乡，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