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有太多不顺，我开始梦想体验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在我办公桌最上层的抽屉里，一直放着有关重大业务问题的备忘录和我父亲以前写给我的信，现在我往里面加了一张秘密清单，我会在没人的时候拿出来看看。上面都是我想进行的探险：攀登马特洪峰，学开直升飞机，去东非进行一次狩猎远征，去北极航海，驾船环游合恩角，单枪匹马做一次探险——不管去什么地方都行。我还想花时间陪陪妻儿，享受一下天伦之乐。我对工作的兴趣迅速地消退。我们已经将IBM建成了一个年利润70亿美元的庞然巨物，在我内心深处，我觉得我能对它做的已经到了尽头。我已经56岁了，我的生活就是不断地忙碌，忙碌，再忙碌，忙着作决策，忙着推动IBM一路向前——解决一个又一个危机、参加一个又一个公司聚餐、走访一个又一个工厂。每年都有数不清的会要开，数不清的话要讲，数不清的公开场合要出席。我每天晚上都在考虑某个决定、练习某个演讲，就连回家路上都不得放松。我已经这样生活了15年，而我父亲终其一生都是这样度过的，但我已经从骨子里厌倦了这种生活节奏，也不想再自欺欺人地觉得自己对这种生活甘之如饴。在一个繁忙的星期，我飞去芝加哥作一次演讲，在演讲前我为自己留出的半个小时准备时间里，一个想法突然浮现在我脑海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要出事了。”但我随即将这个想法抛诸脑后。

    1969年年中，尼克松时代的经济衰退开始了，其持续时间之长和影响之深都超出了人们的预料，IBM公司也出现了自我执掌以来的第一次严重倒退，不仅销售额停滞不前，利润也开始下跌——这还是二战以来的第一次，以至于让华尔街得出IBM的辉煌岁月终于开始走到尽头的印象。在1970年的前八个月里，我们的股票一跌再跌，最后股价跌到了原来的一半。尽管我竭尽全力地想让公司重焕活力，但随着时间推移，情况看上去只是越来越糟。

    在IBM苦苦挣扎的同时，我的孤独感也与日俱增。三月份的时候迪克从IBM辞职，接受了美国驻法国大使的职务。在System/360项目进行过程中发生了那些事情之后，他对公司再也没有建立起什么好感。我知道父亲肯定会为迪克出任大使而感到骄傲——看到我弟弟被委以重任，我也卸下了心头的一个重负，因为我的处理不当，曾经深深地伤害了他，而他现在走上了我们家从未有人达到的高位。可我随即又意识到当我退下公司一把手位置时，便没有姓沃森的人接掌IBM了，这个想法让我十分心痛。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妹妹简因为罹患癌症，正一步步走向生命的尽头。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转移，春天的时候不得不接受手术切除脑部的肿瘤。手术之后她的身体便每况愈下，每隔几个月便住一次院。

    当年她卖掉她那份IBM股票后，我同她便很少来往，但在她的病痛面前，我那受伤的骄傲变得不值一提，我渐渐养成习惯，每个星期都会去探望她几次。她是个顽强、体贴、坚韧的女人，她奋勇地与癌症作着斗争，尽管已经病得卧床不起，仍然会挣扎着起来参加社交活动、举办晚餐聚会。当尼克松任命简的丈夫——杰克担任副国务卿时，简已经病得没法去华盛顿了，但她知道这份工作对杰克有多么重要，力促他接受任命。我去看简的时候，她总是很开心。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们兄妹俩变得十分亲近。我用日复一日陪伴在她病榻前这种方式向她表达着这一感受：尽管我们过去有着种种分歧，但我依然敬她、爱她，对她即将离开人世感到无比难过。

    这些事情接踵而来，重重压在我的心间，我无处逃避。要是我没有戒酒，当时肯定会因为借酒消愁喝到酒精中毒而送命。休假也于事无补。我跑去滑雪——仅仅1969年一年，我就进行了十多次滑雪之旅——当天气转暖后我又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