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娅虽然很有头脑，动作麻利，非常迅速地在她所管的楼层忙来忙去，一会儿从服务台去病房，一会儿又从病房回到服务台，但她明白，到下班的时候还是来不及做完所有该做的事情。于是她快马加鞭，把男病房和小间女病房里的事情做完，熄了灯。还有一间特大的女病房，里面放有30多张病床，那里的病号从来也没按时安静下来，你给她们熄不熄灯反正都一样。那里的许多人都是长期住院，住得厌烦了，睡不好觉，空气又不好，老是为了让阳台的门开着还是关上这件事争吵。有几个病号则喜欢从这个角落到那个角落去说东道西。她们会直到半夜甚至到夜里一点钟还是在那里谈论物价、食品、家具、孩子、丈夫邻居，直到最不知羞耻的话题。

    护理员内丽娅——一个大屁股、粗嗓门、浓眉毛、厚嘴唇的姑娘，还在那里擦洗地板。这活儿她虽然早就开始干了，但怎么也结束不了，因为她老是跟人搭讪。可是，那个病床安放在男病房门外穿堂里的西布加托夫却等着坐浴治疗。由于天天晚上需要坐浴，再加上对自己背部的恶臭感到不好意思，西布加托夫自愿留在穿堂里，尽管他住在这里比所有的老病号都早——似乎他不是个病号，而是在长期值勤。

    卓娅从女病房一闪而过时，说了内丽娅一两句，可是内丽娅只会顶嘴，干活却还是磨磨蹭蹭。她年龄不比卓娅小，认为听从这个丫头指挥是受了委屈。卓姬今天来上班，情绪像过节那么好，而护理员的这种顶撞却使她十分恼火。一般来说，卓娅认为，任何人都有自己灵活自由的权利，来上班也未必非要素得筋疲力尽不可，但总得适可而止，有个限度，尤其是在病号面前。

    最后，卓娅把药都发了，该做的事也都做了，内丽娅也算是擦完了地板，女病房里的灯熄了，穿堂里的顶灯也熄了，这时已是11点多，内丽娅在楼下调好了一种温水溶液，盛在西布加托夫通常用的盆里揣上来给他。

    “哎，哎哟，我累得要死，”她声音很响地打了个哈欠。“我去打上那么300分钟的脑儿。喂，病人，你反正要坐整整一个小时，等你是没法等的。待会儿你自己把盆儿端到楼下去倒掉，啊？”

    （这株结构坚固、所有的穿堂都很宽敞的老式建筑，楼上没有自来水。）

    沙拉夫·西布加托夫从前是个怎样的人，现在已无法猜测，也无从判断：他受的苦时间太久，过去的生活似乎连影子也没剩下。不过这个年轻的诞超人，经过3年疾病的不断折磨之后，成为整个医院里最温顺、最有礼貌的人。他常常是面带微微的笑容，仿佛为长期给人添了麻烦而表示歉意。由于自己为期4个月和6个月的两次住院，他认识了这里所有的医生、护士和护理员，就像熟悉自己家里的人一样，他们也都认识他。而内丽娅是新来的，只有几个星期。

    “我端不动啊，”西布加托夫低声说。“要是有地方倒，那我可以分几趟送出去。”

    然而卓娅的桌子就在近旁，她听见了，并且冲了过来：

    “你可真不害臊！他的腰弯都不能弯，你叫他怎么把盆儿端走啊！”

    这话她好像是怒不可遏喊出来的，但声音却近乎耳语，除了他们3个人，谁也听不见。而内丽娅虽然是平心静气地回了一句，但整个二楼都听得见：

    “有什么可害臊的？我也累得像条死狗似的。”

    “你是在值班呀！是要付给你钱的！’卓娅愤怒地说，声音压得更低。

    “敝！付给我钱！岂不就是那么点钱？我到纺织厂去也会挣得多些呢。”

    “嘘！你能不能小点儿声啊？”

    “噢一噢一噢，”屁股很大的内丽娅呻吟似地叹了口气，整个穿堂都有了回响。“亲爱的朋友枕头啊！我可真想睡觉呀……昨天跟司机们玩了个通宵……那好吧，病人，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