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留学和救亡已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股爱国热潮冲击下，凡是有损中国国格的行径都会使留日学生们痛心疾首，奋起反抗。日本警察无故搜查宏文学院学生的行李，留学生们感到这是对弱国人民自由的剥夺，不少人心情沉重，彻夜不眠。于是议论纷纷，互相串联，准备以全体退这种病态的毫无民族意识的世态，促使鲁迅决定用文学来唤醒民众，他说：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留日学生中激昂的爱国情绪很快在规模巨大的“拒俄运动”中发展到了高潮。1900年，沙俄出动17万军队武装强占我国东北三省，到1903年4月，侵驻东北的沙俄军队不仅拒不按期撤出，反而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公然叫嚣要将东三省纳入俄国的版图。这一消息传到日本，留学界群情激愤，立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4月29日，留日学生500多人在东京集会，倡议组织拒俄义勇队开赴前线。青年学生纷纷签名，抱定为国战死、马革裹尸的决心。仅一天时间，签名者达130多人，于是正式宣布拒俄义勇队成立。5月2日拒俄义勇队改名学生军，并制订了12条规则，要求在清政府领导下抗击沙俄。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已变成了洋人的傀儡，爱国有罪，救亡问刑。它把留日学生的拒俄活动视为犯上作乱，多次要求日本政府取缔。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向端方致电云：“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200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同时，清廷又密谕各督抚：“东京留学生已尽化为革命党，不可不加防备……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清政府的倒行逆施从反面促进了留日学生的觉醒，他们终于认识到，只有推翻卖国的清政府，建立救国的新政府，才能使中国免于亡国。“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清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就这样，拒俄运动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从爱国走向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05年夏天，孙中山从美国来到日本，留日学生专派代表百余人到横滨迎接，8月13日又在东京专门召开空前盛大的欢迎大会，爱国青年们逐渐集合到孙中山的旗帜下，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洪流之中。

    留日学生们为辛亥革命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当时留日的各省同乡会差不多都有自己的刊物，如《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河南》、《四川》、《洞庭波》等等。1903年后，这些刊物一致鼓吹革命，宣传反清，时人讲这时的情况是：“在日本各省留学生，均有留学生会，会中必办一报，报以不言革命为耻。”这些刊物中，1905年11月创刊的《民报》以宣传同盟会的三民主义为总纲，在抨击清政府、鼓吹反清革命、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学说方面成绩卓著，由此引起了清廷的切齿痛恨，一再加以防范，但留日生们还是巧妙地将它不断输入国内，有的将封面换上“心理学讲义”的名称邮寄回国。他们还编写了大量的图书，为反清革命提供精神武器，其中以邹容写的《革命军》和陈天华写的《猛回头》、《警世钟》影响最大。在《革命军》中，邹容宣言道：

    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强国，不可不革命。

    《革命军》文字浅显，出版不久销路极佳，它不仅对革命青年产生了启发和鼓励作用，对一些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