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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五十万,有没有这么多?不信的,那么多,这不能强迫。假如经过三个或者四个五年计划,有三分之一的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又不是教条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那就好了。

    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我没有讨过饭。要革命,不准备杀头是不行的。被敌人杀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错杀了就很不好,所以我们党内有一条:一个不杀。但是坐班房、受点整也难说。上次我曾讲了薛仁贵[8]、孙行者的事。薛仁贵害了病,打胜仗,功劳挂在别人身上。对孙行者也不公平,他自然个人英雄主义蛮厉害,自称齐天大圣,玉皇大帝只封他“弼马温”,所以他就大闹天宫,反官僚主义。我看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都有,张士贵[9]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都有。

    文艺批评怎么样了?这也要看到知识分子是两头小、中间大这个基本状况,这就是为什么要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缘故。为什么有人怕放呢?就是没有看到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希望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好、文化提高,要经过他们去教育中国几亿人民。如果查成分,大学生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子弟,中学生也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你不要他们要谁呢?这些人是可以教育过来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信心。文艺批评问题,我想提出来谈谈。这方面的文章我读得不多,读了一点,感觉恰当的批评不多,经过研究的,有分析的,事前跟作家谈过的,真正是对作家有所帮助的,不是骂一顿的,不很多吧?有些批评粗暴得很。对待这类批评,鲁迅有个办法,就是不理。现在文艺批评可以说有三类: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是教条的,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靴搔痒,空空泛泛,从中得不到帮助的,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碍文艺批评开展的。是不是这样?

    我看到文艺批评方面围剿王蒙[10],所以我要开这个宣传工作会议。从批评王蒙这件事情看来,写文章的人也不去调查研究王蒙这个人有多高多大,他就住在北京,要写批评文章,也不跟他商量一下,你批评他,还是为着帮助他嘛!要批评一个人的文章,最好跟被批评人谈一谈,把文章给他看一看,批评的目的,是要帮助被批评的人。可以提倡这种风气。

    《新观察》上有一篇《在惠泉吃茶记》的文章,你们看过没有?就在一月份第二期上,可以看看,作者叫姚雪垠[11]。我对他描写喝茶的人有些兴趣,他的文章说在那里喝茶的群众不会喝茶,可是他们还喝得很有一股劲。他还批评这个茶馆合作社经营得不好,有缺点,这个批评是对的,有很多这样的事情,经过公私合营与合作化以后,把原来的许多优点都丢掉了,这以后应当整顿。但是他轻视那些喝茶的群众是不对的,这就是“君子”、“小人”的观点。“君子”在那里喝茶,“小人”也来了,文章就显得这个作家在群众中落落寡合的样子。驳他的文章,我也看了一些,有个姚文元[12],写得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我还看得下去。还是要帮助姚雪垠。无论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小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在知识分子中还是占大多数的,他们还没有跟群众打成一片。我看还是跟工农兵打成一片才有出路,不能打成一片,你写什么呢?光写那五百万知识分子,还有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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