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写点文章。这样的人是否也有十分之一?这些人多数不说话，沉默地抵抗。恐怕这两头都没有十分之一，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没有十分之一，挂名的不算，教条主义的不算，抵触马克思主义的也没有十分之一。对马克思主义，党内有不信的，党外倒有相信的。现在两头去掉，剩下中间的还有百分之八十左右，还是大多数。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但不一定相信马克思主义，用它来指导创作的就更少了。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能强制人家接受。那末，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怎么办呢?只好让它发行，只要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敌对情绪的。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作品，如果是教条主义的，人家不要看。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要好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哪怕少一点，有那么几部，写得较好，用几十年工夫，去影响那百分之八十的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作品是为工农兵服务的。

    有人说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不要了，我看为工农兵服务是不错的。你不为工农兵还为谁?资产阶级也要改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是工人阶级，你说不要为他们服务，中国就没有其他人了。

    有人说文艺不要目的，一有目的就概念化。我看，不要目的的文艺作品，也可以出一些吧。出两种，一种要目的的，一种不要目的的，行不行?总之，对人民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办法，要人服，就要说服，而不能压服。文学艺术家恐怕也要经过一个锻炼的过程，有些人还是不自觉的，没有经过锻炼。有些主张文艺不要目的的，其实是要目的，只是不要你这个目的，在无目的掩护下，有他的目的，就是要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目的。

    有人问资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我就分不出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若论出身，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反动起来，也很厉害。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蛮革命，我也是算在这个范畴之内的。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它的利益来教育人的，有的人后来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如何区分法，我看很难。

    报纸、广播、文工团、剧团、文学艺术都是教育人民的。有人说，“不讲教育，说娱乐好了”，这也可以，但是你演戏，总要影响人。所以教育者首先应当受教育，这是马克思讲的。[6]我们这些人应当受教育，说不用受教育是站不住脚的。这些教育人的人，他们从事的工作，整个说来，是教育人的过程，要几十年，把六亿人口教育好。

    苏联十月革命后，教条主义也厉害得很，那时的文学团体“拉普”[7]曾经对作家采取命令主义，强迫别人必须怎样写作。但听说那个时期还有一些言论自由，还有“同路人”，“同路人”还有刊物。我们可不可以让人家办个唱反调的刊物?不妨公开唱反调。苏联那时有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同路人”，可见这一点同我们今天是不同的。开头几年还可以唱反调，有些言论自由，以后就只许讲党和政府的好话，不许讲坏话，不能批评，搞个人崇拜。斯大林常常把两种矛盾混淆起来了。我们的文化教育政策不采取他们的办法，我们采取有领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还没有造成放的环境，还是放得不够，是百花想放而不敢放，是百家想鸣而不敢鸣。陈其通他们四人的文章，我就读了两遍，他们无非是“忧心如焚”，唯恐天下大乱。应该估计到中国的情况，两头小中间大，小资产阶级那么多，无非是思想混乱，要求解答问题。

    我说这些话，是想和同志们交换意见，看看客观情况是否如此。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在知识分子中占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