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姚文元还在上海滩上做文学批评家时，就常对大学里的师生和研究机关的科研人员加以奚落，说他们是关在高墙深院中做学问的人，借以反衬出他自己是个社会斗争的战士。其实，1949年以后的中国校园里，从来就没有平静过。

    我们的领导，始则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依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为要把他们移植到无产阶级这张皮上来，就得不断地进行改造。后来，又发现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是滋生修正主义的温床，为了反修防修大计，更须彻底地加以整顿。所以，学校往往成为政治运动的中心，而知识分子也就难得能坐下来研究学问了。

    比较起来，在我做大学生的那几年：1953年秋——1957年夏，教学秩序还相对地稳定一些，不像后来那样，动不动就“停课闹革命”，或者长期下乡搞运动。在那四年中，我们没有下过工厂、农村，总共只停过两次课：第一次是1955年夏天由反胡风运动进而进行全面的肃反运动；第二次则是1957年夏天的反右运动。但不停课并不等于不革命，不下乡并不等于不搞运动，那四年，学校仍进行了许多变革。

    苏联模式的移植

    我们入学之初，正是执行“一边倒”政策的时候，各行各业都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大学教育自然不能例外。院系调整只是在大学组成结构上从欧美模式转为苏联模式，这远不是教育改革的全部。当时学习苏联是非常全面的，全面到巨细不遗。比如，在每天的课时安排上，我们一向是分段制，即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然后是课外活动，但有一段时期，却要按照苏联模式，实行六时一贯制，即上午连上六节课，下午不排课。我不知道苏联学生早上吃的是什么东西，精力如此充沛，能够长久不衰，一直支持到午后。我们则上到五六节课时，总是精力不济，听不进课去，虽然在第三节下课时，每人可领取一只面包或馒头，使我们这些穷学生很高兴，但吃过之后，仍支持不到最后。好在此项改革措施没有维持多久，也就取消了，不知是因为教学效果实在太差，还是因为长期供应馒头面包支出太大，——那时，大学生的伙食费是由国家包下来的。

    但课程改革仍在进行。听说在我们入学之前，课程体系已作过很大的变动，不过我们并不了解变革以前的课程组合，所以也无从知道作过哪些变动。反正那时刚考入复旦，一切课程都很新鲜。只是有一门课改了之后，却很不适应，而且害处很大，那就是在各系的公共外语课中，一律取消英语课，而改学俄语。我们那时大都在中学学过6年英语，有些人从小学三年级读起，那就学了10年，水平虽然不能算高，但也都打下了相当的基础。倘能在这个基础上再继续学习4年或更多一些时间，至少在一般的阅读和应用上应该是可以对付的。现在一律从头改学俄语，就得从字母学起，虽然大家都学得很认真，有些同学还对着镜子不断练习俄语字母中那个特有的卷舌音——р，但大学生的记忆力已不如中小学生，而专业功课却很紧张，也没有多少时间可用在外语学习上，因而除外文系俄语专业之外，俄语学得好的同学就很少了。再加上毕业之后，不断地下乡下厂，更无法坚持外语学习。所以我们这一辈人，大都把英语抛荒了，而俄语又没有学好。至少在中文系，就表现得比较突出。外语水平差，当然要大大地影响学术视野，而英语的应用范围，实在要比俄语广泛得多，当初这一改，不能不说是因政治倾向而带来的教学改革的一大误区。

    那时，不但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来改造思想，而且还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业务学习。不过，对于中文系说来，马克思恩格斯直接论述文艺问题的文字并不很多，而论述语言问题的文字就更少，所以我们学的其实是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语言学理论。我们班是吴文祺先生教的“语言学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