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出版了那本以描写复旦教师为主的《海上学人漫记》之后，就打算接着再写一本记叙复旦往事的散文集子，但因为其他事忙，一直因循未果。现在，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将临，我想乘此机会，将这本书写出来，一则为百年校庆凑个热闹，二则也算是给自己在复旦半个世纪的生活留个纪念。

    复旦百年，大致可以1949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以前，复旦虽然有马相伯、严复、于右任、邵力子、李登辉、章益等名流学者掌校、任教，但在抗日战争以前，毕竟是一所规模较小的私立大学，抗战期间改为国立，也算不上名校。听老学长们说，抗战时期国内的四大名校是：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抗战胜利以后，复旦在民主运动中较为活跃，但主要影响还是在上海地区，并不算是全国的先锋。1949年上海解放，复旦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支持，才有了长足的发展。所以复旦将上海解放的日子：5月27日，作为自己的校庆日，是有它的道理的。

    复旦之成为全国性重点大学，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

    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以前苏联的办学模式来改造欧美的办学模式。因为那时号召一边倒，举国上下正在全面学习苏联老大哥，高等院校自然不能例外。原来按欧美模式建立起来的大学，

    一般是由文、法、理、工、商五大学院组成的多科性大学，有些大学还有医学院、农学院，院系调整之后，就改造成为两类大学：一类，是由文、理两个基础学科组成的综合性大学，如北大、复旦；另一类，是以某一两个应用性学科为特长的专科性大学，如清华以建筑和机械为主，交大以造船和电机为主。当然，院系调整也有很强的政治因素。教会学校被认为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有关，一律撤销，如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学校也要撤销或削弱，如中央大学直接由国民党中央所掌握，自然不能继续存在，所以早就改组为南京大学，广西大学的许多教授是桂系首领的智囊，这所大学与桂系军阀的关系太密切，也被撤销了，——现在的广西大学是后来重建的，而且校址也由桂林改在南宁。而复旦之所以能得到扶持，则与它在战后反对国民党政权斗争中的出色表现有关。

    近年来，我们的高教界又在进行调整了，虽然并无“院系调整”的名称，其力度也相当的大。但调整的思路却与上次截然不同，甚至可说是反其道而行之，即以欧美模式来改造前苏联模式，又重新合并和改造为多科性大学，而且仿佛是以大为好，学校愈并愈大，有些还以全国最大的学校相标榜。行动虽然在变化，但对1952年的院系调整，却一直不见有什么认真的总结。这场改革到底给中国的高教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古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前事倘无清晰的认识，那么，后事进行的根据又何在呢？

    到得1950年代末期，复旦校门再次东移。这个校门造得很有气派，是师生们拍照留念常选的背景。这张照片是中文系61级部分毕业生回校时所摄。

    1952年的院系调整，对于有些大学造成了致命性的伤害，但复旦却是这场调整的受益者。它归并了许多学校的师资和设备，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院系调整的前奏，其实在1949年8月就开始了，从那时起，就陆续有一些高等院校并入复旦，如暨南大学、英士大学、华东新闻学院等。刘大杰先生在暨南大学当过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他是1949年9月，在暨南大学撤销之后调入复旦的，所以才会在复旦经历1951—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而且有轰动一时的跳黄浦事件；郭绍虞先生也是1949年9月从同济大学调来的，他原是同济文法学院院长。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