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之后，在1952年八九月份进行的，因为经过了思想改造运动，又是按上面的指令办事，所以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并没有费太多周折。

    据《复旦大学志》记载，从1949—1952年，前后计有18所高等院校的有关系科并入复旦。其中有公立大学8所：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南京大学、英士大学、安徽大学、华东新闻学院；私立大学6所：大同大学、大厦大学、光华大学、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上海学院；教会学校4所：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金陵大学。加上复旦本校，这所新的复旦大学是由19所高等院校的有关系科组成，是全国院系调整中组合高校最多的一所大学。

    当然，复旦也有调出去的系科，如：财经学院的会计、统计、企业管理、银行、贸易、合作6个系，以及统计、贸易、银行3个专修科，就调出去组成上海财经学院；农学院的农艺、园艺、农化3个系，调至沈阳，新建沈阳农学院，茶叶专修科调至安徽大学农学院；法学院法律、政治两系调出，与圣约翰等9所大学的有关系科合并，组成华东政法学院；外文系的德文组调到南京大学；理学院的土木工程系并入同济；文学院的教育系并入华东师大。此外，还撤销了一个系：社会学系。

    但总的说来，复旦是进多出少，力量壮大了。

    复旦大学于1949年7月29日成立校务委员会，主任张志让（左），副主任陈望道（右）。1952年10月3日，陈望道担任校长。

    办学的决定因素是师资力量。复旦在院系调整之后，汇集了一批著名学者，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1950年代的学部委员和一、二级教授，就有一大部分是从别的学校调来的，如：苏步青、陈建功、谈家桢、吴征铠、卢鹤绂、谭其骧等来自浙江大学，周同庆来自交通大学，顾翼东来自大同大学，吴浩青来自沪江大学，郭绍虞、杨武之来自同济大学，赵丹若、王恒守来自原中央大学，刘大杰、吴文祺来自暨南大学……当然，也有些在院系调整之前原就在复旦任教的，如陈望道、卢于道、陈子展、周谷城、周予同、全增嘏、陈传璋、张孟闻、孙大雨等。

    我在1953年入学时，院系调整已经结束，复旦的校舍虽然还很窳陋，但名师荟萃，实力强大。后来盛传当年复旦中文系有十大教授，其实，当时的教授何止十人。影响较大的就有：郭绍虞、刘大杰、朱东润、陈子展、蒋天枢、王欣夫、赵景深、徐澄宇、吴文祺、张世禄、郑权中、李笠、乐嗣炳、贾植芳、方令孺、余上沅等人；陈望道原是新闻系教授，当时因为做校长事忙，也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他创立的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与中文系有关，也可排在中文系教授名单之内。当时这些“老教授”大都还只有50岁上下，用现在的标准衡量起来，大概只能算是中年教师，而鲍正鹄、胡裕树、蒋孔阳、濮之珍、王运熙等中年教师，都还只有30岁上下，照现在的说法，则是青年教师。他们当时大都精力充沛，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可惜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使人不得安闲，而且对人伤害很深。

    除了思想改造运动之外，20世纪下半叶的政治运动我都身历其境，可以说是与复旦共同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往事虽然不堪回首，但是又不能不去回首。因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

    凡有老同学回校，每每要我陪着重游故地，看看当年上课的教室，抢过位置的图书馆和住过的宿舍。被打成右派，历尽坎坷的叶鹏同学，还要去凭吊当年批斗他的场所，以及他和当时的恋人依依惜别的地方。是的，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这里都存留着我们岁月的印痕，它印在我们脑子里的，是抹不去的记忆。

    我将根据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