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常的医疗虐待案中，问题是情况是否非常紧急得足以证明没有取得病人事先同意的手术是合理的。这又取决于拖延的成本（如在病人条件恶化时的风险，加上再实施全身麻醉的危险）是否超过了病人考虑是否实施手术这种机会的价值，如果是的，那么我们就从中发现了病人对手术的默示同意。这情况很像前面章节讨论的财产和侵权案特别是在第4章末讨论的默示契约案。它并没有离析功能截然不同的行为方式。

    另一个关于故意侵权如何才可能完全陷入合法活动之间冲突的例子是由伏击qiāng案件提供的。在伯德诉霍尔布鲁克一案（Bird v．Holbrook）中，被告在距他家一英里处拥有一座很有价值的郁金香花园。虽然花园是有围墙的，但郁金香花还老是被盗，所以他就在里边安置了伏击qiāng。而其邻居的孔雀却逃进了他的花园。案中原告是一个年轻人，他为了替孔雀的所有者抓住它而追进了花园，不幸绊上伏击qiāng而受伤。法院认为被告对原告的伤害负有责任，因为他没有设标志指明他在花园内已装有伏击qiāng，而且这一事件又发生在白天。

    在这一案件中，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至少应该思考的问题是，种植郁金香和饲养孔雀两种合法活动之间的适当协调。被告对郁金香花园作了很大的投资，而又由于他住得远，围墙就对盗贼不起作用了。在警察治安保护不足的情况下，伏击qiāng也许是成本效果最好的郁金香保护方法。但由于伏击qiāng不能辨别盗贼和无害非法侵入者，所以它们就妨碍了家畜所有者到其他人土地上追寻其家畜，从而增加了饲养家畜的成本（围栏成本和走失损失）。在伯德一案中，法院提示了一种也许虽然脆弱但却灵活的调节方法：设置伏击qiāng的人必须告示他的这种行为。而家畜的所有者在没有那种告示的其他人土地上是不会停止追寻的。告示在夜晚就不会起作用了，但那时家畜很可能已关住了，而且无论如何也很少有家畜所有人在天黑之后仍寻找他们走失的家畜。所以，这一分析结果与过失案非故意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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