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控制局面。11月中旬，他把一批单位列为重点，不准外面的人去冲击。同月，他起草了北京大、中学校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通知。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可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阻挠、破坏，很多措施没有能实现。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经máo zé dōng审定的元旦社论，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张春桥、姚文元急忙赶到上海，接见“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守回来。”6日，在他们指挥下，以王洪文等为首的“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接着，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夺权之风遍及全国，加剧了混乱的局面。1月下旬，周恩来和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一起修改《中央军委命令》稿，形成军委“八条命令”，如一切指战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得擅离职守，必须坚守岗位，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或变相体罚，如戴高帽、挂黑牌、yóu xing、罚跪等。周恩来把这个文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下去，指出八条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力图扭转混乱局面。2月中旬，由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召开的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周恩来在会上还责问“文革小组”一伙：《红旗》第13期社论发表前为什么不送阅？在2月16日碰头会的激烈斗争之后，当天晚上，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就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向máo zé dōng作了汇报。máo zé dōng在18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25日起到3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在中央召开的多次会议上，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这些同志，江青一伙指责周恩来是“二月逆流总后台”。

    1966年下半年，“中央文革小组”已经通过”造反派”散布“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把矛头对准国务院和总理周恩来。1967年初，北京大街上连续出现打倒周恩来的标语。江青曾多次召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诽谤周恩来。周恩来巍然不动。2月18日，他接见国防工业口“造反派”代表时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继续指出：宣传、财政、外jiāo、国防、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不能夺；走资派有的地方不一定有，即使有也是少数人。3月21日，他在一个文件上加了这样一段：“要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对他们要进行调查研究，阶级分析。对犯错误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根据党的政策，按其情节轻重分别处理，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康生给外jiāo路线扣上了“三降一灭”的帽子，有人告知周恩来，周恩来说：“不通。”在他主持中央碰头会时，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另一方面，林彪、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攻击和诬蔑不断升级。1967年5月，军队中文艺界的两派都要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而演出。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都希望“两派同台演出”，以利于促进团结。但是林彪、叶群支持一派，挑起武斗，造成了流血事件。这月，造反派贴出pào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并称“总理是老保”。6、7月间，“中央文革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