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伙多次在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日期不应是“八一”南昌起义，而应是“九九”秋收起义。也在这期间，江青把解放前guó mín dǎng报纸上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林彪、周恩来、康生，说什么“他们查到一个fǎn gòng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周恩来立即以事实加以驳斥，说明“纯属敌人伪造”。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企图整垮周思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王力、关锋、戚本禹加紧组织和cāo纵着反革命yīn谋集团“五一六兵团”，连续抛出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标语、传单，他们要夺“旧国务院的大权”。王力在8月7日讲话，煽动群众夺取外jiāo部大权，矛头直指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都表示支持。随即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dài bàn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声誉，林彪在8月9日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全国混乱达到顶点。周恩来把王力的讲话送给在外地的máo zé dōng阅，máo zé dōng看后指出是大、大、大dú草。8月底，máo zé dōng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陈伯达才被迫宣布：外jiāo大权归中央，由周总理负责。9月上旬，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批评红卫兵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揪军内一小撮”、“对香港、九龙的斗争”等错误作法。他在会见广州地区各派赴京代表时疾呼反对武斗，制止武斗。他对财贸口各部“造反派”要夺武器、夺金库表示强硬态度，说：“夺就是非法的，当场就要逮捕”；“如果你们组织一些人去夺金库，那你们算造反派，还是强盗？”“如果夺金库就开qiāng”。他在接见前往哈尔滨的调查组人员时，批评了7、8月间极左思潮的煽动，指出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武斗，反对夺qiāng，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经过艰苦的工作，全国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

    林彪、“四人帮”利用“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他们的首要一着，是打倒一切党政机关领导人。因此，保护领导干部还是打倒领导干部，是当时极为尖锐的斗争焦点。在这暴风雨般的年代中，周恩来身处中央岗位，他殚精竭虑，努力保护一切他力所能保护的同志。

    1965年11月《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后，周恩来一而主张要说理，一面曾对吴晗说：“吴晗老，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这种保护措施，后来由于形势迅速发展而未能实现。“文化大革命”之初识主要有三种方法，即观察、思考和实验，批判了凭主观思，周恩来就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对罗瑞卿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他指示吴法宪把罗瑞卿安排到空军医院，吴法宪却请示叶群后予以拒绝。罗瑞卿只好送到另一家医院。当有人要罗瑞卿参加批斗会时，周恩来指示：手术期间不能批斗。有人要把罗瑞卿揪走，周恩来说：“绝不能让抓人。”当一些人还是把罗瑞卿揪走后，周恩来反复做工作，终于把人要回。“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对于老帅们的保护，更是人所周知的。他很少考虑自己，但对战友们却关怀备至。从1966年12月到次年1月底的50天中，周恩来接见外jiāo学院造反派五次，累计20多小时，其中有一半是说服他们正确对待陈毅的。12月31日．各军事院校“造反派”把几位老帅列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周恩来就向他们做工作，说：陈、叶两副主席和刘、徐、聂三位副主席，是拥护毛主席的，“以他们做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反击二月逆流”后，陈伯达、戚本禹煽动群众攻陈毅，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布置保护陈毅安全的措施。他坚决反对“打倒陈毅”的标语和口号。“造反派”每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