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注定失去的那部分自由的最初体验。

    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应该是我这辈子的第一个老师，她是个漂亮的上海女知青。我还能记起她的第一个原因是她长得漂亮，另一个原因是她糟糕的人品。她大概是让我意识到“生命是残酷的”这一事实的第一个人了。

    我到了这个幼儿园的第二年，有一次，好像是儿童节，县里搞一个什么儿童活动，所有的孩子都要带着两把花到一个大cāo场走队列去。那时候，“我们的国家还不是很富裕”，所谓的两把花就是两根有分叉的枯树枝，上面贴上大致剪成花瓣形状的彩色纸片，通常由孩子家长负责手工解决。母亲在食品公司工作，它的隔壁是一家殡仪馆。母亲和在殡仪馆工作的那些阿姨们都很熟，所以在参加那次活动的前一天晚上，我拿到了两把巨帅无比的、专业化程度极高的假花。这假花甚至有纤细精致的花蕊。可想而知，第二天我是横着膀子晃进幼儿园的。在我接受了所有孩子的恭维之后，漂亮女知青老师宣布，大家要把假花都堆放到教室前面的台子上，然后到自己的座位就座。等老师宣布完活动的纪律和注意事项之后，她又说：“大家走到前面随便拿两把花，不用拿自己带来的，抓紧时间到cāo场集合。”到了cāo场集合的时候，我看到那两把该幼儿园历史上最牛的假花刚好拿在上海女知青的女儿手里，那时候我已经会说刻薄话了（如果不是生下来就会的话），一时没忍住，就说了些“真巧啊”、“咦，你说怎么就那么巧”、“这事儿要我说啊，简直要活活巧死了”之类的讽刺话。在大家笑得都很开心的时候，我被上海女知青叫到屋子里声色俱厉地训了十几分钟，最后被告知不用参加这次活动了。在接下来的“叫你妈妈来一趟”的活动中，我被描绘成了一个“思想特别复杂的孩子”。

    离开这个幼儿园几年以后，有一天我在和龙县胜利小学三年级的教室里正上课的时候，漂亮女知青敲开我们班教室的门，堵着门口，当着我全班同学的面，对我们小学的班主任老师讲述我和其他几个坏孩子一起在周末去了她工作的幼儿园，如何砸坏了储藏室的玻璃，如何偷走了孩子们的零食玩具，“还有两个这么大的西瓜”。后来她们最终弄清楚了那个偷东西的孩子是谁（也是我们大院的一个孩子，这个坏小子凑巧有一件跟我一样的暗绿色夹克，而且背影和我很像。他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他哥哥的名字却还记得，因为很好玩，叫“文豪”），但是她并没有再次来到和龙县胜利小学三年级的教室，堵着门口，当着我全班同学的面，向我们班主任说明情况。这使得我在离开和龙县之前，一直被同学们当成是一个小偷。

    二十五年之后，我在四川参加赈灾活动的时候，偶遇一个老朋友，她告诉我她在上海碰到一个老女人，自称是我幼儿园时期的老师。上海女人对她说：“我一直都很喜欢罗永浩这个孩子……”这可真是一份难以承受的感情啊！

    经历了好几年被恶狗骚扰得连大便也不得安宁的生活后，我们终于再次搬家了。这一次的家，是在和龙县体校的后院。从这个房子开始，我的记忆就比较清晰连贯了，那时候应该是八九岁。

    这个体校后院的小区（那时候还没有“小区”这样的名词）里，大都是县委机关人员的住宅，所以通常被叫做“县委大院”。因为父亲当时是和龙县县委书记，所以我在学校里跟同学们斗嘴时经常被无辜挤兑：“你牛什么呀？显你爸官儿大？”我从小口齿伶俐兼凌厉，嘴上不曾吃过任何亏，但落了下风的小朋友只要耍无赖祭出这句话，就能憋得我当场说不出话来，于是“败部复活”的小无赖们纷纷点头：“是啊，不就是显你爸官儿大嘛。”我到了二十多岁，才从书上看到“大院子弟”这样的名词。我不记得我们那些孩子在小时候，有什么所谓“大院子弟的习气”和“大院子弟的优越感”（好像书里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