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的意识形态领域引起很大争议，保守者视之为“国有资产流失”，有人写“万言书”控诉朱基是国有经济的“败家子”。

    然而到1998年，“抓大放小”战略忽然终止。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及韩国很多奉行混业经营模式的大财团相继陷入困境，特别是曾排名世界500强第28位的韩国大宇集团的破产，给中国经济界以极大的刺激。此后，“抓大”战略悄然转轨，国有资本开始逐渐从纺织、家电、食品等竞争xìng领域中退出，转而在资源、能源、重化工等所谓战略xìng部门形成了主导和垄断的地位，这些领域中的国有资产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在当年，这一策略被称为“国退民进”，此所谓“退”，并非指国有经济退出产业领域，而是退缩到产业的上游地带，以形成寡头或多寡头经营的优势。

    “国退民进”运动从1997年开始试验，1998年大规模推广，一直到2003年进入尾声，它意味着20年来以机制转换和放权搞活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运动的悄然终结，中国企业的所有制格局为之一改。2002年，一份《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的4年里，有25.7%的被调查的私营企业是由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而来，在这些企业中，以东部地区的所占的比重最大，为45.6%，也就是说，将近一半左右的东部私营企业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

    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作为国有企业改革最重大的战略调整，“国退民进”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全国xìng的、法制化改革方案，这是这次改革最奇异的地方，各地依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出现了数十种产权量化出让的手法。国有企业经营者与地方政府、银行上下其手，据国有资产为己有，而数以千万计的产业工人则以“工龄买断”的方式（一般是一年工龄折算为800到2000元，南方低，北方高）被迫离开工作岗位。

    有一个细节应该被记录下来：当时官方的统计显示，全国下岗工人的总量约为1500万人，成了非常可怕的“社会zhà弹”。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账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建议，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以补偿这些下岗工人为改革所付出的代价。2000年年初，国家体改办拟订了相关计划，最终却遭到国务院的否决，其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产权清晰化运动中的经营层暴富以及上千万产业工人的被抛弃，再次展现出中国经济变革的残酷一面：非均衡的发展造成非均衡的财富分配，在经济复苏和物质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基层农民及产业工人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大国崛起”与朱氏逻辑

    朱基在1994年和1998年的两次精彩表现，让他成为20世纪末最后几年里全球最引人瞩目的政治家和经济治理大师。在之后的2001年，他又通过艰难的谈判，率领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他的治理下，中国创造了连续12年没有bào发通货膨胀、年均GDP增长率高达9%的经济奇迹，CPI（消费物价指数）长期低于3%（1998年到2001年，CPI分别为-0.6%、-1.3%、0.8%和0.7%）。这段时期堪称当代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黄金时期”，也是自19世纪70年代洋务运动之后，国民财富积聚最多的“大国崛起”年代，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总量相继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跃居世界第三。

    中国经济在产业结构、国有经济赢利模式、制造业格局、地方财政收入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