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6月，长江流域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洪水，29个省市受灾，死亡数千人，经济损失巨大。在金融危机和天灾的双重打压下，中国出现了自1988年之后的又一次大萧条。

    正是在这种“稍有不慎，便可能跌入万丈深渊”的时刻，朱基以三大经济政策，将中国经济拉出泥潭。

    首先，启动城市化建设。朱基宣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从1998年到2001年间，政府发行长期建设国债5100亿元，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发放同等额度的“配套资金”，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如修建高速公路、铁路和大型水利工程等，同时，中央银行先后七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增加了货币供应。

    其次，开放外贸的进出口自主权。国务院相继出台政策允许民营企业自营出口，大大刺激了外贸的积极xìng。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四小龙经济元气大伤，相对而言，未受重创的中国经济则出现了“水落石出”的效应，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开始远征全球，从而催生了“中国制造”的繁荣景象。

    最后，刺激内需，开放房地产市场。1998年7月，国务院作出重大决定，党政机关一律停止实行了40多年的实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几乎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允许商业银行开展住房按揭贷款的服务。这两大措施，直接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复苏。

    这三大政策分别着力于投资、出口和内需，由此构成拉动经济复苏的“三驾马车”。在哀鸿遍地的1998年，中国经济率先触底反弹，“否极泰来”。正如全球经济史上一再发生的景象一样，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往往会伴生出一个经济强国，在危机四伏的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幸运地扮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它不但没有被击倒，甚至逆流而上，一举取代日本而成为亚洲经济的火车头。

    国有企业的绝地复苏

    在朱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前，国有企业改革一直以放权让利和推行承包制为主要手段，至1992年6月，国务院还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赋予企业14项经营自主权。然而，这些试图绕开产权清晰而展开的种种放权xìng措施，都被证明是极其失败的。进入1995年之后，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国有企业的亏损面超过40%，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78.9%，与10年前相比，资产增长了4.1倍，债务则增长了8.6倍。

    朱基很快放弃了沿袭了十多年的思路。他认定国家已经无力照顾数以十万计的“亲生儿子”，必须有所放弃。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宣布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

    所谓抓大，就是模仿日韩的大公司模式，选择一些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在金融信贷政策上予以扶持，通过“实业-金融”混业经营模式使之迅速壮大。1996年，中央政府对1000户重点企业中的300家明确了各种信贷扶持政策。同时，国家经贸委宣布，未来几年将重点扶持宝钢、海尔、江南造船、华北制yào、北大方正、长虹这6家公司，力争使它们在2010年进入“世界500强”。在中央政府确定了“国家队”之后，各省应声而动，纷纷开出自己的扶持名单，宣布将在若干年内将它们送进“中国500强企业”之列，而各地市则相应地提出了打造“省级百强企业”的构想。

    所谓放小，就是将那些经营业绩不好、非支柱产业中的地方中小型国有企业以“关停并转”为名，向民间出售，若无人要，则予以破产。此举在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