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信比我预料的还没意思，总共不到两页纸，却用了大半页纸在说为什么没有写信，为什么写信，翻来覆去；字又难看。这“难看”里两层意思都有：潦草和丑。

    电扇在最高挡处呼呼旋转，搅动起一股又一股的热流。桌子椅子墙壁，摸摸哪里都比手热。泡脚的凉水都变成了温的。看表，已经六点多了，肚子却是一点不饿，天热得人新陈代谢都停止了。我将雁南的信折好，收起。心想，得出去，随便去哪儿，随便干什么，否则，我会被这间小屋窒息。拿上紫花帆布挎包做道具，脚步再匆匆一点，人们就会以为我是去采购东西。

    刚一下楼，碰上了魏申申。

    “这不在家嘛，怎么不接电话？”

    “你打电话了？”

    “无数次！你们这楼道的人，一点没公共道德！……你干吗去？”

    “不干吗。”

    “上我那去？”

    “胖子呢？”

    “去新疆了，演出。……别说啊，他们剧院不知道，偷着去的。”

    “胆够大的！”

    “那也是叫他们给逼的！”

    我们往申申家走。申申和我住一个院儿，她家到我家，两栋楼相距不过几十米。她买了个25寸彩电，刚找人帮忙给拉到家里，电视一进家她就给我打电话了。25寸彩电在当时非常豪华，颇值得与亲朋好友们共享。

    “能看了吗？”走着，我问。

    “应该差不多了，正安着。”忽然她两手一拍，“哎！正好哎！帮我安电视的那哥们儿是胖子的朋友，上个月刚刚离了婚——你上哪儿去？”

    “收发室。看有没有我的信。”

    “不去我家了？”

    “不去了。”

    “你——神经病啊！”

    我向右拐，扬长而去。

    收发室里还真有我的信，两封，但都不是我期待中的。雁南说姜士安要去了我的地址，要去了地址为什么不写信来？

    那天我又去了公园，实在没别的地儿可去，一个人在公园里走，直走到“金乌西坠，玉兔东升”。那天晚上的“玉兔”是月牙，细细的一线，纤小清瘦，在北京过于明亮的夜空里黯然无神，仿佛化好了妆的脸上未及涂唇膏的嘴。

    ……那月牙细细的一线，纤小清瘦，镶嵌在干净得没有一粒杂质的海岛夜空上，亮晶晶的，我走它也走。我刚下零点至三点的夜班，从坑道里出来只身一人回营区宿舍。通常夜班都是三人一行，那天忘了什么原因，只有我一人返回。三个人一块我都害怕，坑道在山上，途中要穿玉米地，穿松林，要走二十五分钟，虽然有qiāng，但怕走火连队规定子弹不得上膛，因之夜班夜行一直是我深为苦恼的事，不是怕死，是怕“死不了也活不成”——这是“强jiān”的代用说法，是我们排年龄最大的一位女兵的发明，她十九岁。不知现在的女孩子怎么样，反正我们那时对于强jiān这种事真正是恐惧到了病态的程度，看到《 南方来信 》的书里说女革命者如何被美国兵脱光衣服同男人关在一起，就会刷地起一身鸡皮疙瘩，会想：如果这事摊我身上，我马上死！不知这是不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受过xìng教育的缘故，无知便要想象，想象是无穷的，就好比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恰是因为谁也不知道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几年来的多少个夜班啊，我们就是这样地恐惧着，但是没有一个人肯承认。那是一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年代，一个“男女都一样”的年代，谁也不愿意被人看做懦夫。

    我走出坑道，外面漆黑一片，海岛的夜里，除了信号台，再无一处灯光。天上的月亮，偏偏又是那样的孱弱。我深深吸了口气，咔，咔，声音很响地上好步qiāng刺刀，背在肩上，一步步向山下走。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