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种荆棘，不如留下一片白地，让别的好园丁来种可以永久观赏的佳花。但是，“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极少，就文字而论，中国的这方块字便决非“一劳永逸”的符号。况且白地也决不能永久的保留，既有空地，便会生长荆棘或雀麦。最要紧的是有人来处理，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就是批评。
然而我们向来看轻着翻译，尤其是重译。对于创作，批评家是总算时时开口的，一到翻译，则前几年还偶有专指误译的文章，近来就极其少见；对于重译的更其少。但在工作上，批评翻译却比批评创作难，不但看原文须有译者以上的工力，对作品也须有译者以上的理解。如木天先生所说，重译有数种译本作参考，这在译者是极为便利的，因为甲译本可疑时，能够参看乙译本。直接译就不然了，一有不懂的地方，便无法可想，因为世界上是没有用了不同的文章，来写两部意义句句相同的作品的作者的。重译的书之多，这也许是一种原因，说偷懒也行，但大约也还是语学的力量不足的缘故。遇到这种参酌各本而成的译本，批评就更为难了，至少也得能看各种原译本。如陈源译的父与子〔3〕，鲁迅译的毁灭〔4〕，就都属于这一类的。
我以为翻译的路要放宽，批评的工作要着重。倘只是立论极严，想使译者自己慎重，倒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要好的慎重了，乱译者却还是乱译，这时恶译本就会比稍好的译本多。
临末还有几句不大紧要的话。木天先生因为怀疑重译，见了德译本之后，连他自己所译的塔什干，也定为法文原译是删节本了。〔5〕其实是不然的。德译本虽然厚，但那是两部小说合订在一起的，后面的大半，就是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6〕。所以我们所有的汉译塔什干，也并不是节本。七月三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申报自由谈。〔2〕穆木天的论重译及其它一九三四年七月二日申报自由谈，其中说：“我们作翻译时，须有权变的办法，但是，一劳永逸的办法，也是不能忽视的。我们在不得已的条件下自然是要容许，甚至要求间接翻译，但是，我们也要防止那些阻碍真实的直接翻译本的间接译出的劣货。而对作品之了解，是翻译时的先决条件。作品中的表现方式也是要注意的。能一劳永逸时，最好是想一劳永逸的办法。无深解的买办式的翻译是不得许可的。”又说：“关于翻译文学可讨论的问题甚多，希望忠实的文学者多多发表些意见。看见史贲先生的论重译，使我不得不发表出来以上的意见，以释其误会。”
〔3〕陈源译的俄国屠格涅夫父与子，是根据英文译本和法文译本转译的，一九三○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鲁迅译的毁灭，根据日文译本，并参看德c英文译本。〔5〕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论重译及其他上一文中说：“我是从法文本译过涅维洛夫的塔什干的，可是去年看见该书的德译本，比法译本分量多过几乎有一倍。”塔什干，原名丰饶的城塔什干，穆木天的译本一九三○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6〕绥拉菲摩维支ajgyjg，18631949苏联准摇短鳌肥他所著的长篇小说。
正是时候
张承禄
“山梁雌雉，时哉时哉”〔2〕东西是自有其时候的。
圣经，佛典，受一部分人们的奚落已经十多年了，“觉今是而昨非”〔3〕，现在就是复兴的时候。关岳〔4〕，是清朝屡经封赠的神明，被民元革命所闲却；从新记得，是袁世凯的晚年，但又和袁世凯一同盖了棺；而第二次从新记得，则是在现在。这时候，当然要重文言，掉文袋〔5〕，标雅致，看古书。
如果是小家子弟，则纵使外面怎样大风雨，也还要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