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中国新闻界又有几人如此幸运我为采访他又花了多少功夫就这样白干一场说来可怜，当时谁要看到我，一定会得出“两眼直勾勾”的印象。

    是忘了按录音键钮但我清楚记得那红色信号灯明明亮着，这说明当时录音机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是录音机出了故障我立即试录几次，一切正常。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拥挤的地铁里，我置于大衣口袋的录音机被人压迫而碰巧触发了某个键钮，无意中将信息删除了。但这需要压住那微小的键钮持续2秒钟，才能达到删除的效果。为防止与包里摄像机c照相机等其他物品相碰，我从来都将录音机放在上衣口袋。不料这次还是出了问题，只能怪运气不佳。此后，我更加小心了。

    我突然又心里一暖：这次谈话，雷恩斯总编辑不也录了音吗此次访美，唯一一次录音事故出在与他的谈话上，他也是唯一一位同时使用自己的录音机的被访者。这样想着，我赶紧向雷恩斯先生c他的秘书罗丝马丽小姐以及该报公关部主任乌斯尼克先生发eil。我在信中表达了此刻的沮丧心情，希望总编辑保留好那份录音，将录音带借我一用，或干脆帮我复制一份。“如果方便的话，就请放在罗丝马丽小姐处，我本月26日去贵报采访高级副总裁斯科特h希金卡尼迪stthheekcanedy时，顺便来取，”我在信中说。我担心，若不立刻给他们发信，很可能总编辑会觉得录音无保留价值而将其抹去，那就惨了。

    信发出后，心里踏实许多，便开始回忆白天采访的情景，尽量将想到的内容记录下来，当晚折腾到夜里1时许。第二天又给乌斯尼克打电话，他倒挺同情我的遭遇，表示会帮我办妥此事，下周去总编秘书那里取即可。

    11月26日，我按早先的约定，二赴纽约时报采访分管发行的高级副总裁斯柯特h希金卡尼迪先生，然后就赶到罗丝马丽小姐那儿。但秘书告诉我，总编最近很忙，她竟无机会跟他说起这事。她又说：“雷恩斯先生总是很忙，平时也不太喜欢与外界接触，特别是外国朋友，您能采访他那么长时间，真不容易。”我又打电话问乌斯尼克，回答说他见老总也很难，容他再努力。秘书很负责，让我写下纽约市的住址，说一旦从老总手里拿到磁带，即邮寄给我，省得我再跑一趟。我连连称谢。

    不料一周后，乌斯尼克打来电话，说雷恩斯总编不愿将磁带借给我或复制给我，“他说他从来不与别人分享自己的记录”。这句话一下把我给说愣了。但一个大喘气后他又说：“雷恩斯先生表示，如果觉得和他的谈话十分重要，他愿意再和我谈一次。”听到这里，我几乎乐得笑出声来，忙说“当然愿意再谈”。几天后，我们约定了下次采访的时间：12月12日。

    不过，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这么个大忙人，宁肯花时间与我再谈一次，却不愿付举手之劳让秘书将磁带复制给我。后来我与纽约市立大学斯塔藤岛学院主持英语口语教学的罗达rh一da女士谈及此事，请她分析个中缘由。这位81岁高龄的犹太裔教授也觉得奇怪，然后说：“这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对这类谈话也有兴趣。否则他不会再费功夫与你交谈。”

    对这样的解释，我也只能将信将疑。不过我还有另外一种猜测：根据我的接触，雷恩斯性格严谨而内向，他之所以要对我们的谈话录音，极有可能是为留存一个证据，一旦我今后借他之口发表什么不利于他本人或他所在的报纸乃至所在的国家的言论，可用来证明他的清白。以他这样在一家举世瞩目的大报担任老总的身份和地位，与我这素昧平生的来自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编辑交谈，留此一手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偏偏我的录音就丢失了，现在要借他的录音，而他的磁带里或许还有其他连秘书都不愿让其知晓的内容，或许因此而心存疑虑。

    不管怎么说，雷恩斯是位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