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发展部主任约翰戴利j一hndaly时，我进一步获悉：9月11日下午，当该报意识到曼哈顿下城的戒严将影响到次日报纸向这一地区的发送时，报社分管发行的副总裁立刻联合华尔街日报向纽约州长帕塔基求援。结果在州警察局警员的护送下，两报的运报卡车于次日下午3时进入被封锁的下城区，使这一地区的读者及时获得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

    这一天的纽约时报很快脱销。当天我接连三次到附近的超市购买纽约时报，每次都扑了空。后来还是戴利送给我一份9月12日的报纸，那是重新印刷的。戴利说：“袭击后的第二天，我们实际上将零售数量加印了一倍，即增加了50万份，因此那天报纸的发行量约为180万份。但还不够，我们又加印了10万份。后来我们不得不重新开机，再印10万份，以满足读者需要。所以，9月12日的报纸我们总共发行了200万份，这在我们报纸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新总编上任第一个月，纽约时报打了一场漂亮仗。

    三c与保姆一段情竟导致普利策奖

    出我意料的是，雷恩斯获普利策奖的作品，不是他所擅长的社论和新闻评论，更不是对新闻事件的报道或摄影图片。他的作品软得不能再软，是一篇关于他与童年时家中保姆间个人友谊的自传体特稿。

    这篇特稿发表于1991年12月1日的星期天版第六板块的纽约时报杂志，篇幅长达5335个字。文章表达了他少年时期对位于南方的家乡城市伯明翰市种族歧视的不满与无奈，而在他7岁时到他家当保姆的少女恰是一位黑人。他认为这位后来一度不知所终的黑女人对他一生有很大影响，他一直心存感激，谁知34年后雷恩斯一家与这位保姆又意外重聚，惊喜之情难以言表。文章也透露出雷恩斯本人也出身寒门，父辈均为穷苦劳工。

    这篇文章既反映了上世纪50年代美国南方种族歧视的某些特点，也透露出当今世界最著名报纸总编辑的少年经历，同时还依稀可见普利策奖的某种价值取向。应我要求，雷恩斯让秘书罗丝马丽小姐给我寄来了这篇作品，这里不妨节选部分内容，供读者欣赏：

    格雷迪grady有一天出现在伯明翰第五大道西1409号的我们家时，我才7岁。她渐渐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她为我们家熨衣c清洁和做饭，一干就是7年，我们每周付她18美金。她和我之间的谈话成为我们家在阿拉巴马州许多个炎热下午不可缺少的内容，家中每一个成员也逐渐接受了这一被我父亲称之为“伟大而冗长的谈话”。

    一个业已消逝的时代是很难描述甚至也难以在记忆里保留的，如西部的拓荒时代就离我们很远了。但我却是在一个今天已经不复存在的世界长大，那个世界就在我们国家，也并非很久以前。那就是伯明翰，那里曾经盛行本世纪美洲大陆最典型的种族隔离制度

    我们在50年代那行将消失的世界长大，过着世俗的c无关紧要的日子，而马丁路德金rttherkg和警察局长t尤金康纳teunenn一r正为其历史性的抗争做准备。多年来，在我的记忆里，我和格雷迪像孩子与成年人一样生活着。但现在看来，我们那时都是孩子，只不过一个是白人而年纪尚幼，另一个是黑人正步入青年；一个享受特权，另一个遭遇贫穷。

    不久前我们在伯明翰郊外我姐姐家那所大房子相聚。现年已57岁的格雷迪是亚特兰大医院的厨师。我开租来的车将她接到姐姐家，正在停车时，现已退休而住在佛罗里达的我父母亲开着他们那灰色卡迪拉克也刚刚赶到。我父亲虽年近84岁却身材魁梧，精力充沛，停下车一言不发，径直走向格雷迪，一把将她拥在怀里。

    过了好一会儿，格雷迪才说：“我从未想到过会再见到你们一家。我想这真是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