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好好的休息。她只好辍学回家休养。

    辍学回家，无疑是对贺子珍一个很大的打击。看来她要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已成了泡影。

    她开始埋怨自己不争气的身体来。这时期，恰巧接连召开几个会，非常繁忙，连回家的机会也少了，无暇顾及贺子珍。贺子珍的老病再次爆发了，性情变得烦躁，烦躁中又使她生出种种疑虑和不安来这是一种可怕病态。

    在那些日子里，她想得很多很多。她想到了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要想多做些工作，却往往力不从心。那些该死的弹片，使她经常处于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她多么想动次手术，把这些弹片取出，使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啊可是延安动不了这个手术。她决定到西安去。从那里赴上海，取出弹片。

    就在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又一次地怀了孕加上那股火气，这更坚定了她要出走的决心。过密的生育影响了她的健康，影响她的学习和进步，她要离开一个时期，调养身子，读一些书。她与共同生活了十年，怀孕生育了六次，几乎是处在不断地怀孕c生育的过程中。她自己说，我生孩子都生怕了。

    贺子珍负气出走，实心相留

    开始，贺子珍出走的最初的动机是因为当时的延安，没有医院能取出她体内作疼的弹片。听说西安c上海或者苏联莫斯科的医院能做这种手术。

    她翻来覆去的想来想去，最后主意拿定，不如先到就近的西安，然后是去上海，还是莫斯科再定。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一好百好。

    在一个月高风急的傍晚，主席开完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回到家的时候，贺子珍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没有思想准备的根本就不同意她到外地去治病。耐心地劝导她说：“不是不同意你去看病，上海的形势不明朗，苏联又太远，你现在又怀孕，身体本来就很虚弱，不适宜长途旅行。我们之间的争吵你不必计较。我还是过去的，我也非常爱你。有时争吵时我也不大冷静。想起来也很内疚。”

    贺子珍面目表情麻木。见她不动容，接着又道：“我这个人平时不爱掉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地要掉泪；二是跟随我多年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过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这番真情和肺腑之言是铁石也能融化，然而贺子珍却无动于衷地说：“我已经决定了”

    “决定就不能改吗”无论如何挽留，都难于留住她的心。这个外表十分脆弱的女子，内心比钢还硬。去意已定，就让她飞吧飞不动再回来吆。这便是当时的想法。

    “不能”贺子珍拿出当年不顾一切的劲头，坚持要走。她把孩子托付给保姆，收拾起简单的行装，这只行装里，只有几件换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具，终于一个人出走了。

    当她只身来到西安时，已到1937年底，恰在这时，打了数月的“淞沪之战”已经结束，大上海沦陷，被小日本占领。到上海治病已经不可能。贺子珍被困在西安，住在驻西安办事处。

    在家日日好，出门天天难。这时，贺子珍已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句教人的古训来。特别是从延安到西安，几经转车，到了西安住在办事处，还有诸多不便。如今带在身边的钱已经不多了。恰在这时，先是延安方面的电话打了过来，接着日理万机的又派人过来，当面传达主席的指示，请她立即回去，等形势好转后再说。并且有心的还给贺子珍捎来一个精致的日用品的箱子及钱款。当时贺子珍曾感动地哭了，实际上从负气出门那天起，她无时无刻地不在惦记着丈夫和娇娇。人虽走了，心仍留在家中。她曾想到回家，可是她那倔犟的性格又不允许她这样做，这种念头很快又消失了。为了表示对主席的惦念，她想到住的那个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