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窑洞的“土包子”,一下子都成了十里洋场的上海“阔佬”。钱之光c任楚轩住在纸行设在泥城桥里,泽民和希钧同志在徐汇区愚园路永昌里租了一座独门独院的三层小楼,作为老板的“公馆”。为了遮人耳目,他们还把钱之光的女儿,希钧的侄女钱宛正18岁从浙江老家接来做“佣人”。危拱之同志则住在她姐姐危淑元家里。她的姐夫是一个进步的民主人士,可以掩护她的活动。
安排就绪后,泽民同志就从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手中接过了那笔巨额捐款,隐藏在愚园路的住处。而隐藏捐款的具体地点,除去泽民夫妇外,谁也不知道。为了这笔款项的绝对安全,泽民同志规定了严格的纪律:由钱希钧负责与钱之光c任楚轩c危拱之同志单线联系,他们不得随便到这里来。有一次,泽民同志看到钱宛正的弟弟钱纪昌来到了愚园路“公馆”,立即严厉地批评希钧说:“我们这里是党的秘密机关,不经研究同意,怎么能随便带人来呢亲戚也不能违反规定赶快让他回去。”
当时他们这些“经理”c“老板”们,开商行,住公馆,雇佣人,穿高级衣着,而且身边确有“万贯家财”。别人一定会以为他们非常阔气哩,其实他们每人每月的全部生活费只有15元。这样一点钱,要在上海这个花花世界里维持“老板”的身份,只有压缩自己的膳食费。
泽民同志20年代曾在上海以“大老板”的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对十里洋场颇为熟悉。他身穿毛哔叽西装或者派力司长衫,出入交易所,一般是不会引人怀疑的。但他还是十分谨慎c周密,不留半点破绽。他有时兑换国民党钞票,有时买西安银行的汇票,有时上午买了公债,下午再兑成钞票。由于每次兑换的金额不能太多,有时他一天跑好几次交易所。换来的钱钞随即就由钱之光c危拱之或钱希钧送往西安交红军联络处。
钱之光同志时而长袍马褂,时而西服革履,手提华贵的皮箱,由侍者他的警卫员陪同出入于上海西安车站,每当遇到盘查,侍者便打开他们携带的箱箧网篮迎上前去,掩护这位富商大贾。希钧和拱之同志则装扮成军官夫人c阔商太太一类的贵妇人或者成为西安古城进得参佛的香客。他们用塞满箱子的高级衣料c化妆用品或者香烛纸钱,掩盖着夹层皮箱底部的大批钱钞,乘坐高级包厢,以避开杂乱的耳目。为了缩小目标,他们每次都是分开单独行动。行前,泽民同志用暗语向西安发去电报,联络处便派小车到站台来接他们,以免除繁多的检查。
有一次,希钧陪拱之同志买火车票,从上海车站刚出来,身后就跟上了几个人。满脸堆笑地追着说:
“太太,太太,到西安请赏光到敝店小住,敝店备有高等客房,宽敞洁净,招待周到”
“还是到敝店下榻吧,敝店的字号是”他们的话还没说完,装扮成国民党军官太太的拱之同志就把眼一眯,嘴一撇,摆起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气,傲慢地说:“走开,走开,讨厌”说着转身离开了他们。看到她这副神态,希钧暗自发笑。希钧和拱之是1931年相识的老战友,没想到这迈着两只“解放脚”走过雪山草地的女红军,耍起军官太太的派头来还真像呢
经过四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到“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之前,兑换运送捐款的全部任务基本完成。在工作临近结束时,危拱之同志病倒了,她腹部长了一个瘤子,越来越大,泽民同志安排她到保隆医院作了切除手术。手术后七天她即返回西安接受新的工作任务。不久,“八一三”之战打响,形势紧张起来,按照泽民同志的安排,钱之光c任楚轩同志先行撤离上海,希钧搭乘李克农同志的车子,转道南京经武汉回到西安。泽民同志打发钱宛正从水路回浙江老家后,便赶到上海火车站。当时车上车下混乱不堪,哭声喊声连成一片,大人小孩挤作一团,连车门也堵了个严严实实。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