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知识分子群体寻求与工人阶级的结合，仅仅是出于对实际利益的精心盘算。推动他们满怀激情地把自己认同于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多是出于一种相当强烈的由衷的人道的同情，出于一种对被剥夺者和受难者的命运的关怀。在某些情况下，这一事实本身足以使人如此行事而无需任何出于历史智慧的意趣的推动如梅休c布思或里斯；有时，开始的时候，同情是由后者引起的，然后便从一种手段性的东西变成了行动的目的可以说，布朗基是这一类型的典型。在知识分子关于工人阶级的处境及其未来作用的所有理论中，苦难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使工人成为历史合理化的主要推动力的唯一因素，恰恰是产业工人的贫困非由自己所产生。正如后来所显示的，同情必须具备两个属性：产业工人的处境及其内在本性，如上所述，正是这两个属性，才使工人阶级具有了正当性。

    当代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失去了兴趣，这表明他们已经认识到上述的正当性已经不复存在，或者正遭到侵蚀。只是偶尔地，这一古老的希望会突然复苏，暂时使人不再想到上述的那种正当性已不复存在，工人所表现出来的短暂的好战性1968年的法国，70年代初英国的罢工风潮“突然产生了对现象进行解释”的强烈要求，激发了这种古老希望的复活。阿尔文古尔德纳有句名言：今天的总体性知识分子或者，准确地说应是知识分子中的依然忠诚于传统的立法者使命的那部分人又在“到处物色着历史的推动者了”。他们显然不再相信产业工人阶级能够在未来去做那些迄今为止无疑不曾做成的事情不再相信产业工人能够完成赋予他们的使命。书籍c论文和谈话中充斥着类似于“告别无产阶级”的主题，充斥着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化c私有化c公司化或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奴役的论调，在他们看来，不管当初设想的产业工人的历史作用是正确的，还是一开始便是错误的，后者已永远无法履行赋予他们的历史作用了。今天的所谓穷人，亦即尚未变成资产阶级者，尚未被私有化者，或者，尚未创办一个公司者，已不再被托付于历史之推动者的这笔遗产；事实上，他们不再被赋予任何东西；苦难并不必然使一个人成为理性的推动者。就像其他所有肖像中的英雄一样，他们被证明从一开始他们只是画像中的英雄，因此，只有两种策略现在还可以采纳。其一，画师从画布后面现身，就像后现代艺术家一样，承认肖像画只是表现了画师本人及其技艺，只是表明他本人才是正在来临的理性社会的主要推动者正如古尔德纳把知识分子称作正处在“我们所有过的千载难逢的良机”时的意思，或者，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g

    一fp一st－－dtrialciety］中提出，只是为了把他自己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cultural

    ntradi」中的观点置于争论之中。其二，彻底放弃做一个立法者的野心，承认世界的合理性程度并不会有所提升，明言这已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大多数人所需要的不是真理，而是理解，不是立法，而是出色的阐释幸运的是，理解与阐释并不需要一个历史的推动者，只靠知识分子自己便能做得尽善尽美。

    然而，何以工人阶级丧失了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何以“新穷人”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这样的一种吸引力呢

    那些研究当代的经济发展趋势的学者几乎普遍发现，产业工人的数量已过了他们的巅峰期，人数正在持续下降，直到产业工人成为总人口中的极少一部分。确实，这一看法的理由是，工业制造业经历了一个类似19世纪农业所经历的过程。那时，世界的农业产量剧增，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却骤减：在19世纪初，人口的40从事于食物的生产，但到这一世纪末，这一比例降到了3。在农业领域所发生的事情，现在在工业品制造领域中同样发生了；统计结果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