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的审判者

    决定如此

    是死的权力

    vvvvvvvvv

    第94节：母亲的离开1

    母亲的离开

    早在母亲得了卵巢癌之前，家人就谈过安乐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在她立的生前遗嘱上签字，同时谈起全是抽象地谈荷兰的安乐死都已合法了，美国却不行，实在是太落后了。“若到了痛苦到极点的时候，”我母亲不经意地说：“我不想受苦。真希望那时候有哪个人可以给我一枪。”我们都微笑同意。大家都不喜欢痛苦，认为平静地过去活到很老，某天在家中一觉不醒是最好的死法。当时我年轻又乐天，总觉得我们在遥远的未来都会如此死去。

    1989年8月，母亲被诊断出罹患卵巢癌。进医院才一星期，她就宣称要自杀。我们并不在意她的宣告，而她也不特别坚持。她当时没有提到要如何从症状中解脱所有可怕的症状都出现在她身上只是愤愤地谈到她将面临的侮辱，和已无法掌握生命的内心恐惧。当时，她谈自杀的样子，好像是不再相信爱的人谈到这个话题一样，认为自杀可以快速了结一切，不必忍受痛苦又漫长的治疗过程。她好像是想以此报复她残酷的命运：若生命不能再像以往那般美好，她宁可全部舍弃。

    当她开始接受痛苦又屈辱的化学治疗时，这个话题暂时压了下来。十个月后，她进行检查化疗效果的手术，我们发现效果不像期望的那样，于是开始准备第二阶段治疗。手术后，她撑了一段时间，努力不让自己想太多。她怀着一股怒气，再度提起自杀，这时候提起自杀是种威胁，我们当场回绝。“我就快死了，”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说：“你们还爱我个什么劲儿”有时她还教训我们：“要是真的爱我，就帮我好好过去。”她所剩无几的信念，已在化疗中消磨殆尽，任人带她接受另一轮苦刑般的治疗，只要有人给她“那种药”，她可随时准备离开人世。

    人们倾向于顺应重病者的要求。检查手术后，大家不知如何回应母亲的愤怒与绝望，但对她的任何要求都百依百顺。当时我住在伦敦，每隔一周就回家探望她。弟弟在新哈芬法律学校读书，要坐好几天火车才回得了家。父亲把事业丢到一边，留在家里。我们都全心陪在母亲身边她一直是家庭的中心，我们的相处时而如平常的轻松和乐，时而处在严肃骇人的气氛中。不过，虽然她的自杀想法得到了回应，但她像平常一样强作轻松，这个话题也冷了下来。母亲第二次化疗似乎起了些作用，父亲也找出好几种治疗的方法。母亲不时会提到自杀的灰色想法，但我们都回答她，现在作此打算还太早。

    1990年9月一个暴风天的下午，我打电话回家问当天出来的检查结果，父亲一回答，我就知道情形不妙。他说治疗还得继续，我们同时也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法子。母亲会选什么其他的法子，我心里有数。所以，十月有一次吃完午饭，她提到准备采取的行动细节和已经弄到了自杀药，我并不特别讶异。母亲在患病初期，失去了往日光彩，因治疗副作用而容华尽失，只有父亲才能假装没看到她所遭受的摧残。母亲不再美丽，她发现痛苦的化疗对身体的破坏头发掉光c皮肤对所有化妆品过敏c日渐消瘦c两眼无神。但在十月的那次午餐，她的模样变得优雅美丽，虽然有些苍白，但却有了光彩，完全不同于她在病中的衰老面容。当母亲开始寻求自杀药时或许太早了，也或许是时候了，也是她在自己即将死去的时刻，接受了这个事实，使她身心都充满力量在我看来，至少压倒了她的衰弱。回想起那次午餐，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母亲又变漂亮了。

    我当时不赞同，认为她可能还可以活好久，她说她向来相信做事要仔细计划好，现在她有药了，可以不再担心什么时候走，可以轻松享受余生。安乐死要考虑的是何时到达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