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从概念上把具体的细目和序列分离出来单独予以研究。他们从未认清现象的外形轮廓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在多种因素存在的条件下，如果只根据其中的几个因素提出假设，并根据这些假设进行逻辑推理，那么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逻辑推理者就会离实际情况越来越远。现代科学家则尽可能多地积累资料，以资料为基础进行逻辑推理，提出理论，再用实验的方法去验证理论，或用其它需要取代实验方法的技巧去验证理论。希腊哲学家着手推理时，几乎并未占有任何资料，他们只是靠逻辑推理提出理论，然后就止步不前了。

    希腊哲学家这种治学态度的影响，反映在希腊的技术之中。进入希腊化时期很久之后，希腊技术的特征依然是：手工技艺日益灵巧，完全缺乏基础发明，甚至连技术引进也几近于零。本来借助一些技术引进是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希腊原有的技术模式的。结果，拱形结构和圆屋顶这两种近东已使用数千年的技术，并没有被希腊人采用，尽管它们在许多用途中显然是大有实惠的。希腊建筑术最大的革命性变化，开始于迈锡尼文化的后期，此时的公共建筑用石材取代了木材。即使在这个方面，木材建筑的陈旧形式，几乎仍然被盲目地照搬下来。与此同时，他们操作原有技术的技能又发展到使人惊叹的高度。原始古朴的建筑形式经过反复的提炼之后，表现出完美的平衡和谐和精湛的细节，巴台农神庙1的石柱就是这样的。这些石柱上大下小，圆柱表面从上到下略显外倾，给人一种柱身上下一样粗，上下线条垂直的视觉幻象。

    1巴台农神庙奉祀雅典守护神雅典娜的神庙，位于雅典卫城。

    希腊的政治体制对我们特別有趣，因为希腊的城邦政府面临的问题，与我们今日的市政府面临的问题，不无相同之处。这两种文化基本上都是从乡村生活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它们都继承了极端重视个人性和独创性的价值模式。它们都面对着城市生活所带来的问题，面对着经济结构深远变革所带来的问题。古典时期来到之前不久，希腊才出现名副其实的城市。前文已经述及，古典时期的希腊人维持生活，主要靠出口制成品,靠出口橄榄油和酒等农产品。用出口主要农作物的农业模式来取代自给的农业模式，总是要打击小土地所有者，因为他们只好听凭中间人摆布。虽然希腊人没有象后来的罗马人那样发展使用奴隶劳动力的大种植园，可是仍然有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城市里集中的人口日益增多，原有的大家族随之瓦解。个人淹没在人的海洋中，谁也不认识谁，这个潜在的趋势日益严重，正象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况一样。

    希腊人对付这个情况的办法，部分靠的是限制公民的规章制度。他们把选民的范围限制在城市居民的后代之中，甚至只让有公民权的人参加选举。每个城市里都有大批的异邦人，尽管他们可能受人尊敬，生活富裕，可是他们无权参与政治活动。尽管城市人口太多，不可能形成一个面对面参政的单位；然而，即使在雅典和柯林斯这样的大城市里，任何竞选公职的候选人，都必须是许多选民认识的人，他的履历都必须为全体选民所熟悉。限制选民人数使代表政治的问题得到了简化。可是，许多选民的教育程度低，再加上希腊人的基本个性是个人主义c情绪外露和强烈妒忌的结合；所以，选民参政这个本来已经简化了的问题又被抵消而变得复杂了。

    希腊文化模式使公民参政不光成为一种特权，而且成为公民的一种义务。希腊公民似乎要花许多时间和精力来议政，他们在与政治不可分离的权术谋略之中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此相联的是，原始部落式的忠诚和对自己群体的激情残留下来，进入了城市生活之中。一位剧作家如果不在自己的城市里首先演出他写的剧本，那完全是不可想象的。连艺术家和剧作家也觉得有义务把自己天才的首批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