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空白处的书，张鸣没有提到“超级女声”半个字，但我却在一边看这篇文章的时候，一边想到了那些“想唱就唱”的姑娘们。

    我反问他们，如果张教授几年以前就敢这样写，我引用一下的权利总该有吧他们中马上有人指出，张鸣书里的小标题好像叫选举与美女经济，上网一查，果真如此，这就容易接受多了。我狡辩说，这就是张鸣教授未能大红大紫的原因之一。他只敢另类，不敢太出格。当然，我也不想把自己的心血之作弄得像地摊文学，便不再顽固坚持。

    前面引用别人着作的地方已经不少，张鸣教授的文章堪称奇文，当然要拿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晚清的国门虽然被人打开了，西器c西俗和西学渐次东来，但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政治意义上的选举v一te，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理解，任凭先进人士怎样启蒙，大家就是不开窍。在所有能识字作文的国人眼里，选举是考试，不是投票，得选与否，一看自己的发挥，二看考官的眼力，跟其他人没有关系。所以，尽管先进人士一个劲地说西方选举政治的好话，而且搞选举的西人一个劲地打我们，但是国人还是在一个劲地操练自家的科举，甚至当西方人打进来的时候，还幻想人家也跟我们一样，开科取士曾经传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干过这事。

    不过，近代以来的世界，毕竟是西方的世界，体系c规则c座次都得由人家来定，然后把你拖进来按到某个位置上。被拖的民族，或早或迟，都得接受人家的规矩，包括名词概念。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和识时务的能力都不差，只因为国家太大，资格太老，架子放不下来，耽误了太多的工夫，好在中国人毕竟聪明，当我们被西方的好学生日本人教训了一顿之后，终于肯放下架子学习了。

    上海是晚清中国新鲜事的集散地，各地的中国人，都跑到这里来见识洋人洋事，吃西餐，坐四轮马车，而住在上海的人，也什么事都敢做，玩回力球，做买办，讲一口洋泾浜英语，甚至投票选举，也敢一试。

    不过，上海人最早的投票不是选政治领导人，而是选美女。19世纪末的上海，是个繁荣娼盛的年代，从街头的流莺，到书寓的校书，莺莺燕燕，成千累万。妓女多，文人也就多。那是个文气未消的时代，即使是青楼，也要讲究一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于是肉竹发，小报出，花酒来。甲午战后，文人学士，家仇国恨，无处排遣，有关醇酒妇人的行动，格外活跃，于是有人发起为妓女评花榜活动。

    花榜模仿科举考试，分色艺两项，给妓女打分，分为一甲c二甲c三甲，只是妓女们用不着动笔，也不需交卷。能进入三鼎甲的美女，自然是行中最红的人，至少有人乐意捧场。这种活动相当古老，据说17世纪就有，当时怎么搞的，不太清楚，但此时的花榜，却采用投票选举的形式，由报纸来主办，其中最着名的要算是李伯元的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这位官场现形记的作者，笔下生花，骂官骂得畅快，办报点子也多，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自1897年夏开始，每年评选四次，以当年的首次选举最受关注，报纸的销路为之大增。花榜选举的票，当时叫“荐书”，一份荐书算一票，以票多为胜，得票相同则参照舆论定上下。一甲三名，二甲三十名，其余有票的都放在三甲。所有参赛的妓女，无论一c二c三甲，都在报上列出。第一次选举，虽然是仅仅事涉花界名花，但依然看的人多，投票者稀，状元仅得九票，榜眼和探花，各得七票。不过，参与者中至少有一个是外国人，美国人雅脱，他发信抗议，说是丑的排前面了，美的落了后，要求更正。显然，如果此信属实的话，只表明了西方人对中国美女的感觉跟中国人自己是不一样的，按“民主原则”，名次是不可更改的。

    花榜高第虽然一不能做官，二没有奖品，但所得到的好处也是明显的。发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