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谜，而且它可能会有一个很长的潜伏期。仅仅是它对于经济所产生的冲击就已经是相当剧烈了。从1998年对疯牛病的调查中所得出的最新估计显示，它为英国经济所带来的支出迄今已达30亿英镑，这还仅仅是就向农民支付的赔偿c以及销毁受到感染的牛和处理它们尸体的支出来进行测算所得出的结果。在许多至今并未直接受到疯牛病侵袭的国家中，牛肉的消费量也已经降低了。

    疯牛病事件为说明生态危机不能被“置之不理”c而是已经涌入了现代政治的核心地带这一事实提供了充分的证明假如需要证明的话。例如，卫生保健政策不能离开控制污染去设计，而把后者仅仅看成是“环境问题”中的某个独特领域；或者，仅仅把这些政策的制定看成是与技术变革相分离的过程。如何面对生态危机，在可预见的将来会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在关于生态现代化的文献中，预防原则通常是作为一种处理生态恶兆的方式而被提出来的。这一观念大概是在80年代首先为德国所采纳，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构成了该国公共政策中的一部分。这个国家最基本的态度就是，它声称有关环境问题的行动即使在科学上存在着不确定性，也仍然应当付诸实施。因此，80年代在几个欧洲大陆国家中启动了一些对付酸雨的项目，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英国，缺乏结论性证据竟被用来证明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以及其他污染问题上行动迟缓的合理性。

    不过，预防原则并非总是有助益的，也并非总是可行的。生态危机经常都不会是如此标准化的，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已不再拥有坝占近自然”的机会。或者，因为同是源于科技进步的利益与风险，它们之间的平衡点是无法把握的。在支持科学技术革新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常常需要的是大胆，而不是谨慎。

    新的风险情形的复杂特性甚至已经扩展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它们已经进入了公共讨论的领域之中。再以疯牛病为例。当时政府受到了普遍指责，首要的原因是，它先否认疯牛病对人们造成了某种健康方面的风险，后来又根据新的科学证据而转变了态度。作为政府不称职的表现，光是这种态度上的矛盾就足以轻而易举地使政府解散。在新的风险确实存在c而科学证据尚不充分的情况下，政府必须作出严格说来是具有冒险性质的决策。关键的不确定性在于：政府应在什么时候c以及怎样宣布那些通过新的科学信息而日益彰显的可能危险。对于某种新的风险情形的公开宣布，就像疯牛病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能够产生深远的后果。如果一项风险被公布出来，或者经过政府的干预而被赋予了“官方”的性质，然而事实上却是被夸大了或者什么也没发生的话，批评家们就会说这是一种“谣言惑众”；但是，假如官方认为这事风险很小，因此对是否要公开宣布持谨慎态度，那么批评家们就又会说这是“掩盖真相”：为什么不让公众早一些了解情况

    这里所牵涉到的问题甚至比上面的问题还要难办。在某些情况下，对于说服人们在改变自己目前行为的同时，又使他们同意采取那些为了避免某个风险或者一系列风险而采取别的行动步骤，预先警示可能是有必要的。例如，只有当政府与其他机构已经以种种方式受到了连续发生的灾难的严重干扰，解决全球变暖的有效的世界性行动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但是，那些能够c或者应当被公开激起的警惕，在数量上是有限的。如果有太多预警，就可能使人们今后对任何事情都不再严肃对待。

    长期以来，向公民提供安全保障一直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所关注的问题。福利国家一直被视为这种安全保障的载体。从生态问题中所能汲取到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需要对风险予以同样多的关注。新表现出来的风险的突出性将个人自主性同科学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广泛影响这两个方面联系了起来。风险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