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进行合理的计算这一原因而失败。这一点米塞斯教授和布鲁思卡斯教授已经预见过。伴随着政策的屡次倒退，发展的过程只是表明，俄国的统治者不得不从经验中了解在系统分析问题当中已被揭示出来的所有障碍。但是，这并没有引起新的重要问题，更不必说提出解决办法了。对于所产生的几乎一切困难，官方的责难仍然加在不幸的个人头上，这些人因为妨碍计划的执行没有遵守中央权威的命令或在执行过程中过于刻板而受到迫害。虽然这意味着计划权威只不过承认使人民忠实地遵循计划有明显的困难，但是毫无疑问，更为严重的令人沮丧之处还得归因于任何中央计划的内在困难。事实上，从类似于布鲁思卡斯教授提供的资料可知，目前的趋势远非朝着提高计划合理程度的方向，而是放弃了过去曾使用过的相对科学的方法来快刀斩乱麻。取而代之的是对专门问题更加武断和孤立的决定，就像它们是每天偶然地确定的。就我们所关心的政治哲学而言，俄国的经历也许非常富有启发性。但对于学习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学生来说，这除了提供一些已知结论的图解之外并没有更多的东西。这也无助于我们去回答理智上的问题由重建理性社会的愿望所引起的问题。为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将不得不对不同的设想的体制进行系统的考察，只是从理论建议的角度看，这些制度都很有必要存在。

    三

    我们在第七章已经指出，英语文献中对这些问题的讨论相对晚些，但是其水平相对较高，尽管还不能说这些最初的努力都真正涉及到重要之处。f泰勒和罗珀这两个美国人最先发起这种讨论。他们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英国的hd迪金森的分析直接表明，在假定对所有的相关资料完全知晓的条件下，生产的不同产品的价值和数量可以用某种手段来确定，通过这种手段，理论经济学解释了完全竞争体系中价格的形成和生产的方向。现在，必须承认，如果仅从逻辑上是否矛盾的角度看，这并非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通过价格决定方式在逻辑上是否可行，来争论这是否是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并没什么效力，这只是表明问题的真正性质还没有被领悟。而必须去做的工作是，尝试着设想，把这种方法应用于实践将意味着什么，以便检验出它的不可实践性和不可能性。很显然，这种解决方法必然建立在一系列方程正如巴龙的文章所提出的的基础上。然而，这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种方程体系的正式结构，而在于求得数量解答所需信息的数量和性质，在于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数量解答所涉及的任务的规模。当然，信息详细到何种程度，计算达到怎样的精确程度以使解答完美无缺，都不是关键，问题在于，这种方法的结果与竞争体制的结果相比，至少相差多远。让我们进一步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如果中央指导真正地代替工业企业管理者个人的作用，而不是简单地对后者在某些方面的决策权限作出极为荒谬的限制，那么，只进行一般性的指导就不够了，而必须细致指导，几乎说明每分钟应做些什么，并且要对一切事情确实负责。如果无法同时确定已在使用的设备和工具是应该继续使用还是处理掉，以及用何种方式来使用和处理它们，那么，就不可能合理性地确定把多少原料或新设备，分配到哪个企业以及在什么价格计算意义上说的水平下，这样做有道理。问题在于，像技术细节c某种而不是其它的原材料的贮存，或某种小规模的经济活动等等，都能逐渐地决定企业的成败，所以在任何一个不准备不可救药地浪费的中央计划里，都必须要考虑到这类因素。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将各种机器c工具c建筑物区别对待它们的用途由各自的磨损c布局等状况而定，而不是将它们当成物质相似的同一类物体。这个要求同样适用于每一批产于不同地区c彼此有所不同的产品。这意味着，如果要在这方面达到竞争体制所保证的经济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