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在其它国家地开始这些讨沦以后，才在德文译本接触到这种观点，但是它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发表的有关这些问题的唯一重要讨论文献，仍保留其特殊的重要性。特别对于由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所引起的问题它具有更大的价值。

    所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所出现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进一步讨论，都或多或少地局限于表明，象工资c租金和利息这些主要的价格范畴，将至少必须以与出现于今天的相同的方式包括在计划当局的核算中，并由基本相同的因素所决定。在这一点上，现代利息理论的发展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庞巴维克之后，主要是卡塞尔教授令人信服他说明了在经济活动的合理计算中，利息率将势必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这些作者中没有一个人甚至试图说明，在实践中如何可能得到这些必不可少的量。一个至少近于解决这一问题的作者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巴龙；他在1908年的一篇论“集体主义制度国家中的生产部”的文章中发展了帕累托的某些观点，它对于怎样思索用数学分析工具，可以解决中央计划当局的任务提供了一种范例，因而意义重大。

    九

    随着19141918年战争的结束，当社会主义政党在大多数中欧和东欧国家上台时，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就必然进入了一个新的和决定性的阶段。获胜的社会主义政党现在不得不考虑一个明确的行动计划。这些在紧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些年中所发表的社会主义文献，第一次大量地关注如何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生产的实际问题。这些讨论深受战争年代经历的影响，在这些年代中，国家加强了对食物和原料的行政管理以便应付最主要商品的严重短缺。人们一般认为，这表明，不但经济活动的中央指导可以实行且甚至比某一种竞争制度更加优越，而且为应付战财经济问题而发展起来的特殊计划技能可能同样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中永久性的管理。

    除俄国之外，在革命之后的迅速变化几乎没有为从容的反应留下时间的国家，都曾经严肃地辩论过这些问题。这种辩论主要在德国进行，但奥地利的辩论甚至更为激烈，尤其在奥地利，社会主义者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的思想发展方面起了指导作用；而且，在那儿强有力的和团结的社会主义政党对其经济政策施加的影响也许比除俄国之外的任何其它国家都要大，社会主义的问题被认为具有巨大的实践价值。我们也许可以附带地提到，虽然它也许比起俄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来更与西方世界中的社会主义政策问题有关，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中，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经验几乎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这非常令人奇怪。然而，不管人们对俄国进行的实际经验之价值作何感想，在那里对理解这些问题所做出的理论上的贡献，将被证明是在我们时代智慧发展的历史中一个相当大的推动力量，这一点无可置疑。

    在致力于这些讨论的早期社会主义者中，在许多方面最有趣味，而且无论如何在对所涉及的经济问题之性质的认识仍然十分有限这方面最有特色的，是奥托，诺伊拉特所写于1919年问世的一部书。在该书中，作者试图说明：战争的经验已经揭示出，在商品供给的管理中，有可能省却任何有关价值的考虑，并且中央计划当局的所有计算都应该也可能自然地作出。也就是说，不需要按照价值的某些共同单位来执行计算，而是可以通过实物来进行。他忘记了缺乏价值核算将给任何合理地经济地使用资源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并且他甚至似乎把这视为一种优点。同样的责难也适用于大约在同时由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精神领袖之一巴纳尔所发表的著作。这里不可能对这些书以及那个时代为数众多的类似的出版物的观点进行详细的说明，然而却必须提及它们。因为它们作为出现于新批评冲击之前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性观点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