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们不能把所有的家具带走，新租的房子比老屋窄得多。克利斯朵夫只能劝母亲把一些最旧最无用的丢掉。而这也费了好多口舌；她对无论什么小东西都认为很有价值：一张摆不起的桌子，一张破椅子，什么也不愿意牺牲。直要费休拿出他跟祖父老朋友的身分，帮克利斯朵夫一边劝一边埋怨；而这好人也了解她的痛苦，答应把这些宝贵的破东西存一部分在他家里，等他们将来去拿。这样，她才忍痛把它们留了下来。

    搬家的事早就通知了两个兄弟，但恩斯德上一天回来说他没有空，不能到场；洛陶夫只在中午的时候出现了一下；他看着家具装上车子，发表了一些意见，就匆匆忙忙的走了。

    他们在满是泥浆的街上出发了。克利斯朵夫拉着缰绳，马在泥泞的街面上滑来滑去。鲁意莎靠着儿子身边走，替他挡着雨。然后他们在潮湿的屋子里把东西安顿下来。天上云层很低，半明半暗的日色使房间更阴沉了。要没有房东的照顾，他们简直心灰意懒，支持不住。等到车子走了，家具乱七八糟的堆了一地，天已经快黑了。克利斯朵夫母子俩筋疲力尽，一个倒在箱子上，一个倒在布包上，忽然听见楼梯上一声干咳，有人敲门了。进来的是于莱老头，他先郑重其事的表示打搅了他亲爱的房客很抱歉，又请他们下去一块儿吃晚饭，庆祝他们的乔迁之喜。满腹辛酸的鲁意莎想拒绝。克利斯朵夫也不大高兴参与那种家庭的集会；但老人一再邀请，克利斯朵夫又觉得母亲第一晚搬来不应该老想着不快活的念头，便硬劝她接受了。

    他们走到下一层楼，看见于莱全家都在那里：老人以外，还有他的女儿，女婿伏奇尔，两个外孙，一男一女，年纪比克利斯朵夫小一些。大家抢着上前，说着欢迎的话，问他们是否累了，对屋子是否满意，是否需要什么，一大串的问话把克利斯朵夫闹昏了，一句也没听懂；因为他们都是七嘴八舌，同时说话的。晚餐端了出来，他们便坐上桌子，但喧闹的声音还是照旧。于莱的女儿阿玛利亚立刻把街坊上所有的零碎事儿告诉鲁意莎，例如近边有哪几条街道，她屋里有哪些习惯哪些方便，送牛奶的几点钟来，她自己几点钟起床，买东西上哪几家铺子，她平时给的是什么价钱。她直要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才肯放松鲁意莎。鲁意莎迷迷忽忽的，竭力装做对这些话很注意，但她随便接了几句，证明她完全没有懂，使阿玛利亚大惊小怪的嚷起来，从头再说一遍。于莱老人却在那里对克利斯朵夫解释音乐家的前途如何艰苦。克利斯朵夫的另一边坐着阿玛利亚的女儿洛莎，从晚餐开始就没有停过说话，滔滔汩汩，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她一句话说到一半，气透不过来了，但又马上接了下去。无精打采的伏奇尔对着饭菜咕噜。这可掀起了一场热烈的辩论。阿玛利亚，于莱，洛莎，都打断了自己的话加入论战，对红焖肉太咸还是太淡的问题争辩不休：他们你问我，我问你，可没有一个人的意见和旁人的相同。每人都认为别人的口味不对，只有他自己的才是健全而合理的。他们为此竟可以辩论到最后之审判。

    末了，大家在怨叹人生残酷这一点上意见一致了。他们对鲁意莎和克利斯朵夫的伤心事很亲切的说了些动人的话，表示同情，称赞他们的勇敢。除了客人的不幸之外，他们又提到自己的，朋友的，所有认得的人的不幸。他们一致同意，说好人永远倒楣，只有自私的人和坏人才有快乐。他们得到一个结论，认为人生是悲惨的，空虚的，要不是上帝的意思要大家活着受罪，简直是死了的好。克利斯朵夫因为这些思想和他当时的悲观心理很接近，就很看重房东家里的人，而对他们小小的缺点视若无睹了。

    等到他和母亲回到杂乱的房里，两人觉得又疲倦又抑郁，可不象从前那么孤独了。克利斯朵夫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因为疲劳过度和街上吵闹而睡不着觉。沉重的车子在外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