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农村的生产责任制还被认为在农场是不宜推行的；企业经济责任制的概

    念还没有完全形成，国营农场的改革不过是固定工资加奖金罢了。而三年后的今天，宁

    夏农垦工作会议讨论的结果，却正和我在三年前写的龙种中的文学语言完全一致。

    当然，现在再来看龙种这部小说和电影是没有什么味道了。然而，现在至少证明了

    我在搞专业文学创作的起步时，是处在自由状态之中。

    我在河的子孙这部较长的中篇中，没有回避“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我认

    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实际上，社会主义新人和中华民族在当代的伟大性格与特点，

    也正是在“反右”以后的一段历史中磨练和表现出来的。于是我从“反右倾”c“文化

    大革命”，一直写到推行农村生产责任制，写了一个黄河岸上的农村的村史，而且毫不

    回避地写了“造反派”的武斗场面。后来有读者来信问，我没有让韩玉梅死，又把她送

    回魏天贵身边，是不是有意安上的光明的尾巴。其实，那只是出于我个人对魏天贵的同

    情而已；我爱他，所以不愿意看到他晚景凄凉。在整部小说中，在全部阴暗的背景上，

    都晕染着新时代的曙光，光明不是在尾巴上，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个性中。我一

    直这样认为，阴暗写透了就是光明；一片纯然的光明还是等于黑暗。我全部作品都没有

    回避阴暗，相反，我写阴暗时力求透过纸背，达到生活的“本然的真实”美丽与光

    明。阴暗写不透，讲究“分寸”和“角度”，就会削弱作品的真实感，反而达不到积极

    的效果。

    在肖尔布拉克以后，我写了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说实话，到这时我已遏

    制不住对杜会主义改革的热情。因为全部情势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如此艰难复杂的

    征途中，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我们国家便寸步难行。我相信男人的风格会引起评论

    界的注意，也可能由于描写了主人翁大胆的议论和泼辣的行动而受到这样那样的批评。

    但我确信，我笔下的主人翁的行动尽管和某些具体文件规定的条文不尽相同，他还是和

    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他的行动和某些已经形成的

    习惯与流行的意见不同，他才是真正和党中央在政治上高度地一致的。他的议论虽然独

    特，却全部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根据。

    在一次座谈会上，有同志曾递上条子问我；“你究竟想干什么是要当文学家还是

    要当政治家”我说，从我开始搞专业创作的第一天起，我就没有准备当个为艺术而艺

    术的文学家。二十二年痛苦的经验告诉我，中国政治如果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

    主义，便没有什么文学家存在的余地；象牙塔固然美妙，绝不能够建立在流沙上。不管

    你在艺术上有什么追求，都必须先创造一个能以使艺术繁荣的社会条件；文学离不开政

    治，中国当代的文学家更应该首先是个社会主义改革家。

    这种想法，特别体现在我写绿化树上。我写这部中篇时，正是清除和抵制精神

    污染被一些同志理解和执行得离谱的时候。谣言不断传到我的耳中：先是说中央要点名

    批判牧马人，后又说自治区宣传部召集了一些人研究我的全部作品，“专门寻找精

    神污染”。根据过去的经验，要“寻找”总是能“寻找”得出来的。但我坚信党中央提